“专灭文明古国的雅利安人，却败在了商朝一个女人的手下！” “匈奴人竟是白种人？其实事情并不简单。” “车轮与古巴比伦文明无关，黄帝发明了车轮。” “神秘的小脚趾甲，包含了你是不是纯种汉人的信息。” “消失的殷商大军竟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 你一定曾听闻过类似的历史假说和谣言。无论是在熟人饭局还是网络平台上，这些“震惊体”和历史阴谋论总能吸引许多人的眼球。那些从天涯BBS时代就频繁流传的“老谣”，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被无限放大，越传越神。 由于上古史相对缺乏史料，这给了不少“历史发明家”以想象空间，即使上古史留存下来的文字史料，其自身的可信度也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加上考古学前沿与大众的断裂较为严重，在祖先崇拜、民族情绪、流量经济的催生下，这些历史谣言层出不穷，颇有市场。有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属于架空历史小说的范畴，有些谣言却有所根据——其根据或许断章取义自一些考古发现，或许来自早已被学界淘汰的陈旧观点或不实证据。 “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行业之外。随着近些年来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检测等技术成为了研究上古史的重要工具。在下文的对话中，我们采访了历史科普作家波音，请他谈谈这些新兴技术在跨行渗透进历史学后，如何颠覆不少传统的史学观点，并让许多“老谣”不攻自破。 曾任《世界遗产》杂志主编的波音，上学时学的就是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时期，正好是分子生物学渗透进考古学的时期，那时学界出现了很多现代智人起源的新观点。在中国，有许多学者利用基因、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去研究历史遗迹、人和动物的骨骼、牙齿或残留物等，并在这几十年间取得了众多的科研成果。一方面，许多学术成果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另一方面，这些成果却少有进入大众的认知世界。波音认为，我们需要对材料进行一定的梳理，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去审视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了什么样的迁徙过程，又去向了何方。因此，他写了《无字史记》去探讨基因中隐藏的祖先秘史。  波音，科普作家，曾任《世界遗产》杂志主编。 波音希望能把学术理论通俗地讲给读者们听。在他的上一本书《草与禾》中，他尝试以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区域文明视角来解释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在《无字史记》中，他希望通过基因寻找我们祖先在具体的、不同的时空中迁徙，因为这些迁徙是有层序的。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能往哪里去。在族群间关系并不太和谐的世界上，理解族群是如何发生冲突、融合和互动的历史，对我们今天如何去建构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有更加良好的秩序、让族群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无字史记》，波音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版。 谣言一：周口店北京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吗？ 新京报：你在书里一开篇就进行了一次“辟谣”，我们都很熟悉的北京人和元谋人，其实他们并不是中国人的直接祖先。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现代人都是14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不过，像周口店北京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这种说法在网上依然还是很有市场。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波音：科学是在不断进步的，过去的一些理论在新的证据和新的研究手段下，可能会被证明不完善、不准确甚至不正确的。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元谋人和北京人都属于古人类演化的直立人阶段。直立人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实际上，在基因手段研究古人类之前，周口店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这是当时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新的证据和研究手段出来后，过去的观点就被否定了。不过，公众并不一定会立刻接受新鲜的理论和观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信息渠道原因，他们对问题的理解程度原因，还有一方面可能与他们的情感是否愿意接受有关。 新京报：你曾在《草与禾》中写道，商人都没听说过夏朝。大家也都知道，有关夏朝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二里头是夏都，也有人认为它是商都，也有人认为都不是。你是如何看待夏朝的争议的？ 波音：我尊重学者们对夏朝有无的各种学术观点。我个人目前的观点是，现在说夏朝存在，尚无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认为这是科学的态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以猜测，但要有根据地猜测，不能因为古书上记载了一些事，我们就认为那是真的。 假如我们发现某些材质上的文字明确记载了夏朝，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但商朝的甲骨文也没有记载过夏朝，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者，夏朝有独特的青铜冶炼技术，广泛分布在面积非常大的区域里，这也能让人感觉它是一个有很强组织能力的政权，其覆盖的范围很大，能称上是一个王朝。但很遗憾，那个时期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政权。 二里头文化从时间上跨越了夏时期和商时期，我们同样没有坚实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夏都或是商都，所以我不想对此表态。我想补充的是，最近去世的北大王迅教授曾经指出，商朝与东夷关系密切，而二里头与淮夷关系密切。这样的关系让我猜测，二里头应该不属于商朝的势力。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骨猴，图片来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谣言二：“雅利安人”曾进入过中国？ 新京报：你对西域族群的多米诺骨牌的描绘很有意思，力量从卡拉克苏文化、传到阿尔泰部落、传到古羌人再到周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卡拉克苏文化的强盛间接导致了出身于戎狄的周人东进成功。你也用多米诺骨牌来解构了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张之说。坊间一直对雅利安人到底有无进入过中国有争论，有人甚至觉得雅利安人入侵过商朝，妇好还击退了雅利安人。你觉得该如何看待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展对中国影响的问题？ 波音：雅利安人是一个早期学术概念。如今，学术界已经不认为真的存在一个被称为“雅利安人”的民族，这个民族还到处南征北战——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印象。在距今4000到3000年前，由于草原带发明了马拉战车和先进的青铜武器，军事力量增强，整个欧亚大陆上很多游牧族群向四周特别是农耕族群的区域发动了长期的扩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种扩张给整个欧亚大陆带来了动荡。当时中国的商朝，必然也会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遥远的草原民族横跨大半个大陆来攻击商朝。至于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商朝，基本上属于野史范围。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书中所谈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是一段段传导的，一个族群压迫了另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另一个族群就往另一个方向去扩展自己的空间，影响是从一个族群传导向另一个族群，再向另外一个族群的。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图片来自Hutchinson’s History of the Nations插图。 新京报：我发现你在书里比较少用雅利安人、白种人、蒙古人种这样的词汇，这是为什么呢？ 波音：我对这些词汇的使用是很慎重的。这些词汇是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在这些概念形成的时候，背后存在着某种种族歧视的色彩。比如，德国的纳粹认为他们是雅利安人的后代，雅利安人是高贵的。 如今，我们写学术书籍的时候，要尽量少用或慎用这样的词汇。这种词汇很容易把人误导到种族歧视的观点上去。 新京报：网上还有人讨论，当时的匈奴人群中有没有白种人？你觉得白种人这样的概念也不能够成立吗？ 波音：对，所谓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和棕色人种，这些概念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是基于人们肤色而进行划分的。用肤色划分族群不是一个很科学的分类方法。假如我们把在武汉出生的双胞胎，一个放到黑龙江养，一个放到海南养，等他们长大后，海南长大的孩子的肤色大概率比黑龙江的深。 至于匈奴族群的构成如何，学术界仍在讨论。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匈奴不是一个单一族群的政权，它其实是一个草原帝国。匈奴帝国里融合了许多族群。匈奴帝国里可能包含有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族群，也可能包含一部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族群。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基因的三种扩展模式，你还提到了文化基因的扩展。你在书里还说，应该把少数民族视作文化族群而非基因族群。对比生物基因来说，文化基因的影响是否会更大？对于历史变迁来说，文化基因是否才是影响更大的因素？ 波音：我在《无字史记》中谈到了基因的三种扩展模式，即填空模式、群体替代模式、上层更换模式。这三种模式是递进关系。当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人类面临着大量的空地，这时人类的基因扩展是填空模式。当整块大陆里都有一些人居住的时候，这时可能会出现群体替代模式。在农业出现后，农耕人口的基数非常大，可能会百倍于狩猎的人群，当农耕人口渗透到当时游牧狩猎的区域时，基因扩展就可能出现整体性的替代。当不同族群的人口差别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基因的扩展呈现上层更换模式。比如，在草原上，突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在回鹘人兴起之后，回鹘人占领了突厥人的地盘。其实底层的很多族群依然在草原生活，只是上面更换了统治者。 在上层更换模式中，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很少的，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更换，因为他们上层之间的基因也可能会比较类似。这时，群体中文化基因的更换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能看到，回鹘人兴起之后，他们的文化跟突厥人是不一样的。至于生物基因对于历史变迁影响大，还是文化基因影响大的问题，我觉得要看时期。在现代智人扩张的早期，往往是填空模式和群体替代模式，这个时期文化基因的影响很弱。到了上层更换模式的时期，文化基因的影响力就更大一些了。  《雅利安人的迷思》（The Aryan Myth），Léon Poliakov著。 谣言三：世界上存在着纯种的族群？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道，所有的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说明他们中有部分人加入了汉人形成的洪流。汉人的前身华夏族也是融入中原地区和周边很多族群的融合而出现的。中原是当时亚洲东部种族熔炉，华夏族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原始汉语也是一种克里奥尔语。你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克里奥尔化现象？ 波音：这是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找到了十几个古代族群的人骨，在地理分布上，它们都相去甚远，比如中国南部、西部、北方和中原等地方的人骨。经过研究后发现，他们的基因在现代汉族人群里都是可以找到的。这个研究成果也跟我们的认识相符，即，汉族不是什么单一民族，靠自己独立繁衍出十多亿人口。从古到今，族群间都在不断融合，融合时会出现基因的融合、语言的融合和文化的融合。 通俗地说，克里奥尔化就是融合，族群的融合，语言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等。不论是在《草与禾》中，还是《无字史记》中，我都很关注这些融合的问题。融合的问题，不仅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课题。  《草与禾》，波音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新京报：所以，理论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种汉族这种说法？ 波音：对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纯种的族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家族之间互相通婚来维持血统是不可行的，因为同族人之间通婚，缺陷基因就会在你这个族群里不断扩展，很快整个族群会生出很多畸形儿，这是生物学的规律。 新京报：你提到了通过研究客家人群体的基因研究，发现不仅是客家人，许多南方的汉族群体的男性主体上是北方汉族男性祖先南迁形成，而来自南方其他族群的女性基因比继承自北方汉族女性的基因更多一些。但是，在文化基因的传承里，仍以汉族文化为主，这说明男性所携带的文化是强势的。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在通婚融合的过程中，百越的女性也会对汉人文化作出影响吗？ 波音：从基因上看，客家人确实有“北父南母”的现象。当时的汉人族群由于战乱等原因，南迁的主体主要以男性为主。在古代，族群也好，宗族也好，男性充当了其文化传统的强力捍卫者，他们往往强力地守护自己的文化，也会抵御外界的文化。在他们南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后，他们要维持族群的凝聚力，就要坚持他们的文化传统。 百越的女性当然也融入了客家群体里。女性当然也会传播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但往往是以日常较为温和的方式传播。我相信百越的女性也为族群贡献了一些文化，这需要文化学者去仔细甄别。但是，甄别是很难的，因为史书上不会写哪些文化是百越女性所带来的。我们可能已经很难分清客家人的许多文化中，哪些文化来自南方当地，哪些文化来自古代中原。 新京报：所以，南方汉人的方言是不是也有克里奥尔化的现象？ 波音：肯定会有的。百越女性进入到这个族群之后，她们也会将自己独特的语言带进生活里，他们的孩子可能也会吸收一些百越的语言。这期间就会出现克里奥尔化现象。当然，我们经常说，客家话可能更像古代汉语的发音，它的确可能更多保留了古代汉语的一些音韵，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古代南方族群的语言。 新京报：南方的汉人好像会更讲究自己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历史，会特别强调自己继承自中原的正统性。比如，网上很多人会说，粤语更像古代汉语之类的话。 波音：对的，中国很重要的文化传统就是祖先崇拜。刚刚说到，客家人会捍卫自己的传统。因为到南方之后，他们要打拼，要凝聚整个族群，因此大家都会坚持说自己的根是在中原的。对祖先的崇拜能够提高族群的凝聚力和生存能力。  《玉牌饰》。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院。 除了“丝绸之路”， 我们也要重视“草原之路”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提到“丝绸之路”，你在书里却强调“草原之路”。你认为草原之路是东亚文明的传输宽带，许多新技术、人群都从这条道路传输过来的。请问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吗？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波音：草原之路走欧亚草原带，更加靠北方，从东西方交往来说，历史更加悠久；丝绸之路走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更加靠南方，从交往时间看，历史较为晚近。实际上，相比于草原之路，丝绸之路的路线更加艰苦一些。但是草原之路经常由于政权对立的缘故，不能被华夏文明的人所使用，比如汉匈大战的时期，草原之路中断，丝绸之路兴起。 草原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有时候是此消彼长的，比如草原政权与华夏政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的时候，丝绸之路就兴起了。在和平时期，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一条有利的路，有人走草原之路。有人走丝绸之路，有人走一段草原之路再选择一段丝绸之路，都是有可能的。 草原之路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在《无字史记》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证，包括青铜技术、铁器技术、战车技术都是从草原之路传输过来的，我甚至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技术的输入，才让中华大地迈入了文明古国的阶段。很多动植物的品种也是从草原之路输入的，比如十分重要的马和小麦，以及羊和大麦，等等。在史前时代的发展来说，草原之路是更重要的。 新京报：你认为，“中华文明西来说”和“中华文明本土说”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没看到硬币的另一面。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客观看待外来因素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波音：这个争论由来已久。民国时期，西方考古学家进入中国，做出了一些考古发现，这让中国人开始思考，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如何演变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交织在一起，那时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我们该如何救亡图存。所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人说，我们的文明是西来的，若我们现在去吸收西方文明的好东西，我们就能拯救自己；还有人说，我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要坚持我们本土文明，这样才会有生存空间。 一方面，西来说和本土说是学术上的争论；另一方面，这种争论承载了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情感。过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西方的确向东方传输了很多东西，东方也向西方传输了很多东西。西方向东方输入了小麦和大麦，而东方向西方输出了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西方驯化了马牛羊，东方驯化了猪狗。文明、文化的输出是相互的，这就是我在书中强调的观点，我们不要只站在一个角度来看文明交流，而要看到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华文明是西来或本土的，客观上来说，中华文明是有交融的，它既有西来的成分，也有本土的成分。  匈奴单于，《汉武大帝》剧照。 拥抱我们的文化基因， 让族群平等成为共识 新京报：中国人是很注重祖先崇拜的。你觉得人类基因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人的祖先认识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基因如何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祖先？ 波音：这几十年来对基因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很多看法。我在本书的后记“走出孤岛，四海一家”部分总结了从基因看待祖先的几个结论，比如，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基因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来自于非洲。我们的祖先的确很伟大，他们驯化了许多动物，发明了很多技术，但我们的祖先吸收了外界大量的技术和物产，才创造出了中华文明。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再比如，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没有基因等学科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 但同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新京报：假如科学和情感发生了冲突，我们该服从理智还是情感？ 波音：作为一个学者，我会选择首先尊重科学，而不是情感。同时，我也能理解，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只要不去强迫他人意愿，他们坚守自己情感的行为，也是值得尊重的。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了，我们要警惕以基因之名打造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论调，包括对纯正血统的迷信，他们以吸收外来基因和文化元素为耻辱。从上万年人类迁徙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塔岛悲剧给了我们当代人什么样的启示？ 波音：塔岛技术悲剧是说，一个族群陷入了孤境，由于人口基数小，其技术水平会不进反退，导致群体的生活质量下降，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若你的族群只剩几十人，就很难去维持其技术水平，更不用说技术创新了，这样的族群的技术水平只会不断退步，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 塔岛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有些很严重，有些不严重。塔斯马尼亚岛，复活节岛，甚至日本列岛都曾存在这样的情况。早期日本列岛迁入了一批人，被称为绳纹人，他们长期与世隔绝，很艰难地在岛上生存。后来，弥生人登陆日本，将新物种、新技术带到了日本，日本列岛上的人群才没有继续退步下去。在直立人时代的东亚区域，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东亚是非常与世隔绝的。在东亚区域，古人类的迁徙阻碍重重。我在书里描述，当时在中华大地的直立人生存非常艰难，因为他们没法跟外界进行技术交流。慢慢地，他们的技术也会出现倒退。 今天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群体灭绝的可能性很小，整个地球的交流十分畅通，各地的人们很难陷入塔岛技术悲剧中。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人群由于文化、政治或宗教的原因产生的自我封闭，人为地制造“孤岛”。一旦拒绝外界交流，每一个人就变成了孤岛，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会变成孤岛。若一个国家成为了孤岛，不再和外界交流，它自然就会退步，人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警惕族群、政权的自我封闭。 几万年来，人类通过生物基因的突变和扩张、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交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孤岛、族群的孤岛，避免了塔岛技术悲剧。今天，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让各个族群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的文化基因，抵制那些分裂各个族群，在各个族群间制造歧视链的劣质文化基因。 正如在当前的大疫情期间，更加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和团体的通力合作，四海一家，共克时艰。优秀的文化基因将让我们所有人受益。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