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兢

那些生活在未来时代的人将难以置信，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辛、痛苦与不幸。

——弗朗西斯科·沃尔西奥神父，《瘟疫日记》，1631年。

坏天气是暴怒上帝的仆人，它们联合起来将剩下的人类灭绝：群山喷火；大地动摇；疫气弥散。

——让-尼古拉斯·帕里瓦尔，《黑铁世纪短史记》，南尼德兰，1653年。

自从我在这个世界中感知到自我以来，我就发现自己几乎一直身处一场风暴之中。

——约翰·洛克，《政府片论》，1660年。

在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城市，有如此之多的男女预言家兴风作浪，以至于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相信，世界末日已经到来……确实发生了种种自创世之日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类似神迹与奇迹。

——勒伊布·本·奥伊泽尔，《沙巴泰·泽维行传》，1665-1666年。

至今见死人多而不惧者，因经见多也。

——姚廷遴，《历年记》，1670年。

单单从这些恐怖旁白就能读出，17世纪绵延全球的那场大危机，已经从气候异常变成了“人与人的战争”，至今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余波荡漾。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本书最为人称道者，莫过于引入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传统史学增添了更多的可能与方向。以冰川学、地质学、孢粉学与树木年轮学为先导，作者大量引入定量研究方法，以经得起事实验证的模型反推四百多年前的自然状况，辅以存续至今的大量文献史料，还原了那个“小冰河期”带来的危机时代：积温下降，作物减产，饥荒降临；水灾频频，地震屡发，瘟疫横行；统治崩溃，革命蜂起，战乱连年。

如果文献充足，作者就会用这些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补充他的结论，丰富他的叙事；反之，对于当时的澳洲、黑非洲与南美洲这些“黑暗大陆”，作者就只能从树木年轮与冰芯推测当时的惨烈情况了。不仅如此，作者还借助自然界“这名忠实可靠的记录者”，像是“倒放录像带与录音带”一样，重构那些被17世纪时的人渲染、弱化甚或扭曲的历史记载。

作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时不忘提醒我们，即便几百年前的人未能意识到这是一场糟糕透顶的全球性危机，除非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这里存在一个简单易懂的“观测者效应”：观测结果的丰富，有时只是因为观测手段的改进，或者观测频率的增大。与“幸存者偏差”一样，“观测者效应”也提醒历史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一孔之见与一隙之得。《全球危机》里令人信服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堪称当代史学研究的一剂良药。

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而非“国别史的叠加”，应当说是所有有志于此的历史学家的共同理想。《全球危机》从表面上来看仍然是分章分国别论述，但作者巧妙地以时间顺序为纲，以国别历史为目，依次叙述孕育危机、忍受危机、危机求生、直面危机、超越危机五大板块，纲举目张，拼出一张全景图像也不失细节材质，以时间顺序推进叙事也兼顾了逻辑因果联系。

历史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与电光火石的偶然性

本书的章节结构有章可循：第一部分“孕育危机”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这场危机的起因。第二部分“忍受危机”与第三部分“危机求生”，则分章叙述各国的危机历史。第四部分“直面危机”，从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人文社科角度，分析这场蔓延全球的大危机背后都有哪些生成因素。第五部分“超越危机”（也可译为“走出危机”），则叙述了危机对人类历史留下的深远影响。

读者会注意到，第二部分叙述的诸国受到危机的打击最重，危机带来的后果也最具连带效应。东亚大陆的明清鼎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欧洲大陆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则将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都拖下了水。这两部分都在诠释作者在“忍受危机”板块里揭橥的“致命合力”与“总危机”理论——气候绝不是影响世界历史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此后爆发危机的充要条件。气候变化（全球变冷）之所以酿就危机，还是因为一系列因果性与相关性制造的连锁反应——各地统治者在突如其来的气候剧变面前左支右绌，一个错误接着两三个错误，一句谎言催生十句谎言，一场革命接着另一场革命，一波战争葬送了好几处和平。

第三部分“危机求生”则记述了那几个应对危机较为成功的国家，其中最好的无疑就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日本与欧亚大陆的联系也较为微弱。在国别史章节部分结束后，作者又进入综合分析时间，从多重学理总结了人类走出危机的方式，以及危机之后已经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走向。作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巧妙地用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而又旁侧斜出的恐怖故事。

章学诚《文史通义》借用《易经·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的说法，为史学著作判下了“圆神”与“方智”的两大宗门。章氏的论断虽然欠缺学理论证，但也非常简练地道出了两种类型的历史著作：“圆神”者，重叙事而轻说理，偏人物事件而少议论立言，更像文学作品而非高头讲章，《史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方智”者，主说理而轻叙事，偏议论立言而少人物事件，更像高头讲章而非学术论文，《汉书》乃是个中之荦荦大者。推而广之，“圆神”与“方智”其实代表了“史著”与“史论”的两种著作类型。

今天是信息爆炸的时代，读者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有没有趣，有没有料”而不是“有没有用”，那也许是教科书与成功学的功能。书写全球危机的著作如果仅仅落在危机的学理分析，注定不会有很大读者面的。作者的成功之处在于，虽然他运用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并没有将这本书变成一堆味同嚼蜡的数学模型与计量公式。传统史学注重叙事、塑造人物的优点，在《全球危机》这本书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扬。

作者虽然选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并没有就此滑入历史决定论的深渊。《全球危机》里出场的关键历史时刻的关键人物一次次地告诉读者，历史学最迷人之处正在于其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与电光火石的偶然性——崇祯皇帝、查理一世、红衣主教马扎然、德意志将军华伦斯坦、西班牙宠臣奥里瓦雷斯、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日本将军德川家康、莫卧儿皇帝沙贾汗、波斯萨菲王朝的万王之王……他们都曾在历史岔路口选择了那条最终改变世界的道路，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历史命运，塑造了东西方世界的“大分流”。

作者在记述英国内战时，使出了“弹珠球”的巧妙譬喻。苏格兰长老教会、英格兰议会、英格兰王室、爱尔兰天主教徒，几组势力因应政治形势的来回变换而不停更换阵营，眼花缭乱的情节与形貌昳丽的人物形象，都能让中国读者进入英国内战这段历史时获得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一流史学家的作品境界是复活重建一去不返的历史世界，仿佛作者本人与读者都在其中活动，这本《全球危机》已经达到了这一境界。作者引领读者在花团锦簇的万神殿（pantheon）与魑魅魍魉的万魔殿（pandemonium）里穿梭往复，看看究竟能找到危机到来的哪种出路。

自然与人为因素交相促成“致命合力”

作者在全书结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告：“笨蛋，是气候！”（It's the climate, stupid!）这句话模仿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著名口号：“笨蛋，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意在以史料说话、强调气候问题的长期顽固，绝非人力可以试图扭转、或是妄图靠着那点节能减排就万事大吉。

事实是，即便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气候变化就已经足以毁灭半个世界，并且让人类无能为力了。那点碳排放量，在大自然可怖可畏的神掌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结论：“问题不是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周期迟早要来。问题在于，气候变化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正是自然与人为因素交相促成的这种“致命合力”，在17世纪引爆了世界的“总危机”（general crisis），带来了人口、社会、经济、政治上绵延两代人之久的大灾难。难道在气候变化来临之际，我们人类就只能等死吗？答案其实并非如此。

作者从气候入手研究历史，注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与“突发事件”（contigency）各自扮演的角色。按照他的理论，除非是出现小行星撞击地球或是超新星爆发这种我们只能束手待毙的超级黑天鹅事件，否则我们在天灾面前还是可以做到尽可能减少损失的。注意，只能是尽可能减少损失。

17世纪的全球危机残酷无比，但在危机来临之际，各国统治者的不同应对也导向了彼此互异的结果。那些暴虐成性而又无知无识的统治者，或是妄图原封不动地维系统治，或是希望发动内外战争转嫁矛盾，但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军政府思路在普世危机降临之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本就在饥荒、瘟疫的折磨下呻吟痛楚的被统治者揭竿而起，借助革命与内外战争的机会狠狠惩罚了统治者，迫使他们一步步地将均是国家转变为福利国家，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老虎会睡觉，苛政不休息。天灾到来之际，我们还可以尽量减少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