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周围有好几座城市都是著名的古都，唯独自己很少有作为都城的历史。在武汉的西面有成都，北面有洛阳、开封，东面有南京、杭州，它们都在历史上做过国都。而武汉三镇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扼守长江黄金水道、号称九省通衢，也一直是繁荣的经济重镇，但为什么鲜有成为国都的经历呢？ 在民国之前的武汉三镇中，只有武昌曾经短暂做过东吴的都城，但其都城地位随即被南京取代。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民国时期还发生过三次。这不禁让人疑惑，到底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武汉成为国都呢？ 武汉三镇中的武昌和汉阳，在历史上长期是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汉口镇也在明清时期成为当时天下“四大名镇”之一，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之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大篇幅写到武汉，第一次提出合并武昌、汉阳和汉口组建大武汉的构想。他在书中写道：“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并说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应当建成“世界最大都市之一”。  关于推翻清朝之后的国都选址，孙中山一直都将武汉作为重要的考虑对象。他甚至还非常具体地提出了“一都四京”的设想，就是以武汉为国都，以重庆为西京、以江宁为东京、以广州为南京、以顺天为北京。可见，孙中山非常倾向于在武汉建立新的国家首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各省纷纷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时各省代表齐聚武昌，除贵州军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在武昌设立临时中央政府，推举湖北军政府来代行中央政府职权。 在此后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武昌成为事实上的新政权首都。但是不久后随着清政府大军的进逼，汉阳失守、武昌告急，而东边的江浙联军则顺利攻克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在1911年12月4日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南京。  武昌就这样失去了成为民国首座首都的机会，等到孙中山在12月25日从国外赶回来时，新政权建都南京已成为定局。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国民革命的重心由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武汉再次迎来成为首都的机会。11月8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往武汉。12月13日，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确定武汉为新的政府首都，宣布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这意味着武汉在五年之后，正式迎来了首都身份。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后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让武汉的首都地位变得岌岌可危。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武汉作为首都的经历再一次宣告终止。  武汉最后一次担当国都角色是在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都停在了武汉。包括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在内的军政要员都留在武汉办公，而没有直接去重庆。 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武汉成为事实上的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国民党在那里举行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当时，延安在发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还使用了“我们的首都武汉”这样的表述。八路军也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两党还共同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  当时的武汉不仅是国家的临时首都，更是抗战的前线。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打响，至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三镇全部沦陷。应该说，武汉这一次首都身份的获得和失去都是悲情的。1946年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在抗战初期承担重任的武汉仍然是不被选择的对象。 从武汉历史上这四次短暂充当首都的情况来看，似乎每一次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公元229年，东吴孙权选择在武昌称帝，一是因为江东局势尚不稳定，二是慑于曹魏在江淮的军事压力，等到两方面条件成熟便迁回建业。 民国时期武汉的三次临时首都经历也是一样，第一次武昌作为首义之地是临时的方便之选。第二次因为江浙是蒋介石的地盘，汪精卫除武汉以外没有适合的选择。第三次是抗战形势所迫，实质上是作为一个临时驻地。  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武汉作为首都的最大劣势是地势低。在武汉的四周，重庆海拔259.1米，郑州海拔110.4米，南昌海拔46.7米， 甚至东边合肥的海拔也有29.8米，都比武汉23.3米的海拔高。 武汉在历史上是由沼泽地发展起来的，“九省通衢”可不是瞎吹出来的虚名，正是因为四面八方都比它的地势高，才让它成为了古今知名的水路交通集散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发展商业当然是得天独厚。 但是试想一下，周边淹水前，要等武汉先淹；周边淹水时，武汉已经被淹的不行了，这如果作为都城就太不抗淹了。而且，武汉地处大区域内的地势低点，更重要的是无法满足作为国都的防守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