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东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堀田江理将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的历史细节，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甚至在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等等这些问题，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过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描述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展示了当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失灵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危险，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当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的过程写进了《日本大败局》一书。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吗？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任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让东条英机上台，其实也含有恶意：让他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看他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把东条英机推上前台之后，东条也开始犯难了。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摆设。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
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国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酿成灾难。
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而高层却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 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事发之前没有反对声音：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事实上，不会。
因为在不良大环境中，上层普遍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 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开局错了就很容易一错到底：
二战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能力换掉东条英机的，但是由于战争事态一步步恶化，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决定保持沉默，让东条英机继续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回顾日本当年的败局，不难发觉，当文化和制度偏离了进步发展的轨道，社会危机会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下一代也会出问题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