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弃老洞”是少数民族的习俗

逍遥者

     中国民族宗教网
   
     “弃老”，这个被看作与中华民族以孝为先的敬老传统格格不入的现象，却在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壮族、回族、羌族等众多民族的古老传说中普遍存在。这究竟仅仅是一种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史学界历来就为此争论不休。日前，在湖北郧县发现了大量弃老洞，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弃老洞？是对历史的证伪还是另有他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大量的篇幅刊发了历史学者黄绍坚等人对郧县弃老洞的调研与思考。下面是《中国国家地理》刊发文章的原文。

难以相信：中国发现大量弃老遗迹
   
     湖北郧县等地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和当在广为流传的弃老传说，对中华民族的敬老传统提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学者黄绍坚对此进行了大量考察，对弃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见解。
   
     “从‘弃老’到‘敬老’的转变现在还在进行”
   
     从“弃老”到“敬老”，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转变，这个转变现在还在进行。可以说，老人的问题，是现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有很现实的意义。应该说，如果我们肯定“弃老”到“敬老”习俗的转折是人类文明一大转折的话，那么我们中国是最早完成这个转折的。鲜明有力地提出，老人是个宝，老人有智慧，老人有作用，那么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是最早的。把这个问题研究好了，可以说，使中华文明的光辉，得到更加有力的显现。这对今天我们面对老年社会，也有很现实的帮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庶吉士郑鄤在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被凌迟处死，所挨刀数竟达3600刀之多。郑鄤所受刑罚之惨烈可谓闻所未闻，而其罪名竟然是“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的不孝之名郑鄤案是崇祯朝的一大冤案，他仗义执言，因言获罪时年仅45岁。其实，研究郑鄤的年谱会发现，郑鄤其实是个孝子，获罪前七年的时间内，郑鄤父母双亡，而其一直尽心守丧。
   
     能够以不孝之名将人陷害，并处以极刑，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孝文化的巨大杀伤力。崇祯以孝闻天下，由此上推一干八百多年，汉文帝刘恒也以仁孝闻名，并以“亲尝汤药”的孝子行为进人了“二十四孝”故事。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游荡于千年之中的孝子故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温情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在一种延续了两干多年的孝文化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孝似乎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在疑惑中一遍一遍查看地图，为我这次“不孝之旅”的考察做进一步确认。长久以来，一个巨大的疑问紧紧地抓住了我：中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弃老现象”？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寄死窑”、“弃老洞”的遗迹，而关于弃老的各种民间传说更是普遍存在？如果这都是事实的话，足以撕下我们文化中最温情的那层面纱，露出历史狰狞的真相：孝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孝文化的历史河床中，有一条长期被遮蔽的真相之河：抛弃年届六十的老人，强迫老人孤单地在野外等待死神的到来。
   
     正史之外的“弃老”记载
   
     在出发调查之前，我在图书馆里下了很多工夫，但遍寻正史，也没有发现关于“弃老”一鳞半爪的记载，倒是能感觉到千年孝文化的浓烈。中国人孝的观念，远在西周时就有文字可考。而《诗经》中更是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诗句。待到孔孟时代，中国孝道便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如此之孝的文化环境中，想在正史中找到任何赤裸裸的“弃老”行为的明确记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它会颠覆这个国度最核心的传统价值观。那么在正史之外的史料中会发现一些线索吗？
   
     我的视野转向了传说。让我震惊的是，时至今日，种种关于“弃老”的传说仍旧在民间流传，并且广布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至少涉及15个省份、18个少数民族，共66则故事，其流传地域，囊括了中华文明的所有核心区和边缘区。事实上，在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教授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一个专门的民间故事类型编号“981"，主题是：“隐藏老人智救王国。”此外，在编号为“922"，主题为“熟练的手艺人或学者防止了战争的危机”的民间故事类型中，也有几个类似故事。
   
     此类故事叙述的都是人们由弃老终于转变为敬老，转变都是源于外因的冲击。这些被抛弃的老人都是在最危急或者最困难的时候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从而证明老人是“宝”，是不应该轻易抛弃的“财富”。我惊讶地发现，在这类故事中，并没有更多地涉指到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情感关系，而是把老人置于“物”的地位，“有用”与“无用”决定了老人的命运。
   
     除去这些传说，在中国各类传统典籍中，虽然找不到直接关于“弃老俗”的记载，但至少已能确证古代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大量存在着“贱老俗”。在著名的《胡茄十八拍》诗中，匈奴的“俗贱老弱兮少壮为美”的诗句为人所熟知。《史记》中说：“（匈奴）荤粥氏虐老兽心”，“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溯源而下，乃至汉代的乌桓、北朝的突厥、唐代的契丹、宋代的女真、明代的鞑靼等，都大量存在“贵壮贱老”的记载。
   
     传说终归是传说，史料也仅仅是史料，纸上谈兵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像考古学家一样考证出“贵壮贱老”的历史遗迹。所以当我历经跋涉来到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三道杖房村大南沟村时，内心格外激动。这个普通的村庄在考古学界赫赫有名。经过1977年和1979年两次考古发掘，这里成了著名的“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这一墓地的代代，距今已有4000-5000年之久。
   
     在三道杖房村南台村，我遇到非常淳朴的村民郭俊喜。由郭俊喜带路，经过大南沟村之后，我们终于找到大南沟第一墓地附近。这是一片缓缓起伏的斜坡，在周围浑圆的蒙古山包间并不特别显眼，只有山上的几块石头隐约与众不同。我只能说“附近”，是因为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这里的山坡上除了盗墓贼留下的一个大土洞外，已经见不到任何“大南沟墓地”的痕迹了。
   
     墓虽无存，幸好考古报告还在。2005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教研室陈淑卿副教授在与陈昌珠共同发表的论文中，她们专门对《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进行了相关统计，通过一系列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大南沟墓地，不论男女，青壮年人墓中的随葬品较多，而老年人墓中的随葬品极少或没有。可以说，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贵壮贱老”习俗的史前墓地。
   
     对于历史上这些“贵壮贱老”习俗的成因，学者们已做过一些研究。陈淑卿女士认为：“简言之，艰难的生存环境是导致游牧民族‘贱老’习俗形成的根本原因。”黑龙江民族博物馆于学斌先生则认为：“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原始的部落……看到了壮健对部落生存的重要性。”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吴天明先生则强调，其中还有一个“男性生殖竞争”、“优化种群”的原因不容忽视。
   
     轻视、虐待老人的“贱老俗”和剥夺老人生命的“弃老俗”之间，虽然只是形式相似，但仍存在着质的不同。倘不是因为历史上那些少数民族被“我天朝”视为“蛮、夷、戎、狄”的话，就连上述“贱老”记载，也早被列朝的御史、给事中、翰林学士或国史馆编修们“谋杀”在历史的档案堆中了。
   
     老人设计“自杀装置”
   
     在赤峰的调查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大量存在“贵壮贱老”的习俗时，汉民族的孝文化是怎样的呢？汉民族孝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在遥远的传说时代，华夏民族就有了舜“孝感动天”的故事，正是因为舜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孝子，帝尧最终才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但这又是传说，不是信史。
   
     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位考古学家能够实证出汉民族孝文化的源头。既然源头无可考证，那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汉民族与生俱来就是在孝文化的浸润之中。一定有一个节点，那之前是野蛮的、原始的、非伦理的，那之后才是父慈子孝，“父母在，不远游”。可那个节点在哪里呢？历史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也许那个节点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或想象而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孝文化以绝对主流的江河之势奔涌于历史之中时，它的背后一定有我们所忽略的诸多细节和暗角，它们沉默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从湖北十堰市区出发，沿209国道北行，到柳陂镇后，向西转上郧县汉江南岸的“沿江公路”，由此到辽瓦后，再由辽瓦前行二十多里后，才能到郧县五峰乡大树桠村花栋湾。我之所以历尽波折寻找花栎湾，是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花栎湾一带有成群的“弃老洞”（也叫“寄死窑”、“自死窑”、“老人洞”等）。
   
     在前往花栎湾的路上，我采访了几位村民。1967年出生的郧县柳陂镇西流村陈家坡村民陈绪胜告诉我，他家在汉江台地上，房基底下几十米的汉江边，就有一座“弃老洞”，建在离汉江水面不远的石壁上，“现在还在，洞口下面是正方形，上面是弧形，洞口宽、高各1米左右，深度不知道”。对于这座“弃老洞”，他有一种独特的解释。在他看来，实行“弃老俗”的年代，将老人放进水边的“弃老洞”中，汉年年涨水，老人必死无疑。随后，汉江水会将老人的遗骸和遗物全都冲走，不留痕迹。“免得子孙们伤心”，陈绪胜特意强调。
   
     站在花栋湾的江滩上，仔细观察对岸北崖山南坡，在南坡绝壁上至少可见9座神秘石洞，其中靠近山顶的一座石洞洞口较独特，下半部为正方形、上半部呈等腰三角形；另外两两成对的三组6座石洞，洞口均为正方形；还有单独散落的2座石洞，洞口呈长方形。
   
     为了实地观察、测量北崖山上的“弃老洞”，我们租用了大桠村渔民钱庆照的小渔船，前往汉江北岸。船靠汉江北岸后，我从绝壁西侧开始攀登距汉江水面最近的一座洞口为长方形的“弃老洞”。手脚并用之下，我才终战战兢兢地爬上洞口。在这座长方形横穴“弃老洞”里，我做了简单测量。它长1.8米，高0.9米，深1.3米，窑壁凹凸不平，无尸骨，也无任何随葬品；洞口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朝向南偏东200，下距汉江水面约15米。人在洞中，只能像虾米一样躬着身，但后脑勺还是卡在洞顶石头上。转身看看洞外，眼前是一望到底的绝壁，绝壁下是漩涡叠涌的汉江水，而远处对岸的小村中，温暖的炊烟正袅袅升起。此地，彼时，一种绝望的寒意不由自主地由心底升出。
   
     再转身，面朝洞里，我这才注意到，在洞底部内侧，有一个奇怪的等边三角形石孔。石孔每边宽约37厘米，孔深约20厘米，边缘锋利，刚好容得下一个成人的头颅。钱庆照的表弟钱庆勇说，这个石孔是供窑中的老人自杀用的。他说，在遥远的古时，饥寒交迫的老人受不了时，便仰身躺下，将头伸进这个石孔中，再朝上一顶，锋利的石棱便能帮老人结束生命。见我将信将疑，钱庆勇毫不犹豫地在潮湿的洞底躺下，双腿蹬地，将自己的头送进那个石孔中。他的脖子上方，石棱悬如刀剑。
   
     眼前的一幕让我不寒而栗。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连自杀装置都帮老人设计好了的“弃老洞”设计者，要么是一位彻底无的的嗜血杀手，要么是一位完全绝望的温情孝子。“自杀孔”的设计，究竟是对生命极度的冷漠，还是对亲情最后的眷顾？是对无奈命运的屈服，还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历史那双诡异之眼，闪烁在这个石孔边缘的锋利石棱上。
   
     在接下来的寻访之旅中，我在花栎湾对岸的北崖山东坡上，竟然看到了17座“弃老洞”，而在十堰丹江口市官山镇的考察，让我有了更多的发现。
   
     官山镇现存9座“弃老洞”，其中距官山镇13公里的西河村的“弃老洞”竟然有插门槽与门栓洞。这座“弃老洞”位于武当山南麓丘陵的南面陡坡上。距洞口约30厘米的洞壁左右两侧处上半部，各有一段长25厘米、宽5厘米、深3厘米的凹槽，很像插门槽。凹槽外靠洞口处，还各有一个高9厘米、宽7厘米、深3厘米的长方形小洞，很像门栓洞。不过，哪有门栓洞在外、而插门槽在里的呢？
   
     如果将老人送进洞中后封闭洞口，仅留一个小洞送3天或7天饭后彻底封死小洞的“弃老俗”传说是真的，那么，插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就没有错了。位置颠倒的“插门槽”和“门洞洞”不是孤例，接下来我看到官山镇五龙庄一座“弃老洞”也是如此。
   
     我推测过官山镇西河村和官山镇五龙庄这2座“弃老洞”的其他可能用途，比如说“避匪洞”。但真想避匪的话，门该由里顶死才对，而不是门栓洞在外，何况洞内高度也不够；比如说，羊圈、猪圈或鸡圈，但有谁会把家畜家禽养在高高的绝壁和陡坡上呢？比如说“仓库”，但它根本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又是建在崖壁上；比如说“崖墓”，但它的形式绝不像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崖墓”，何况哪有“崖墓”会有门槽在里、门栓洞在外的？比如说“石屋”，但90厘米的高度，人在其中，根本不可能坐直。
   
     考察过这些“弃老洞”后，我渐渐可以肯定，这里的“弃老洞”，就是“弃老俗”传说的实物遗址。只是，它的建成年代等问题，还有待于考古队的发掘。
   
     文明教化的力量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弃老洞”的讨论，都围绕着鄂西北一带进行。从历史上看，鄂西北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徘徊。直到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决定修造武当山金顶之后，今天的十堰市一带才真正开始开发。有这样的背景，在鄂西北保存着某些非常古老的习俗或遗址，从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
   
     据我掌握的资料而言，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都有过“弃老”的风俗。远在1890年，现代文化人类学奠基者之一、英国学者弗雷泽在他的经典巨著《金枝》中，已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有处死衰老国王的做法。其后，英国人类学家穆达克在《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书中，对太平洋中塔斯马尼亚人弃杀老人的习俗如是描述：“上了年纪的人，当他们衰弱以后，同伴们就留下一点食物，而把他们扔下来等死。”此外，民国学者马长寿先生在1936年时发表的论文中，曾专门列出一节《世界上残杀老人的民族》，指出，北美的瓦拉几人、巴拉圭的陶巴族、非洲的霍丁督族、西伯利亚的朱克察族等地存在“弃老俗”、“杀老俗”。另外，日本、越南和韩国的“弃老山”、印度和泰国的“弃老国”等历史现象的存在，更是拓展了这一地域。
   
     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弃老”现象，似乎只有那些未开化的古老民族才会进行这种残忍行为。“敬老”真的是文明教化的结果吗？如果说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蛮荒”和缺乏“教化”而存在这些古老的风俗，那“开化”已久、儒道盛行的中原文明的核心区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风俗了呢？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告诉我，在离武汉市区仅100公里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弃老洞”，不过是以“古撑”的形式。这里已经由中原文明的边缘区向核心区推进了一大步。这可能吗？这是不是能够证明“弃老俗”曾经是中国人普遍的习俗呢？
   
     第二天，宫哲兵教授与我来到红安县华家河镇何田村武家冲垸北塝。在北塝，能确认的“古撑”共3座。何田村支书董伟告诉我，“文革”期间，村民挖砖盖厕所，“古撑”陆续现身，目前被挖开的大约有40至50个。随后，壮实敦厚的董伟将我带到何田村董家后头岗的一处猪圈旁。这里9座“古撑”一字排开，洞洞相连，并立在4米高的土崖上。我测量了一下，每座“古撑”的形制基本相似，均为长方形竖穴带券顶砖室洞，内墙高1米，宽0.9米，深2.5米。椁砖皆为青砖。虽然9座“古椁”椁壁相连，但它们彼此间的青砖颜色不同，可见，这些“古椁”并非同时所建。
   
     “古撑”，是另一种类型的“弃老洞”吗？从洞口乍一看，它的确有些类似于小型汉魏砖室墓，但它内部竖井带券顶式一统到底的结构却与汉魏砖室墓有着本质不同。根据民俗学研究方法，当地民间广泛流传着“弃老俗”传说，且传说直接指向“古撑”，这就可以确认弃老和弃老传说在当地曾是一种民俗。而且，这些“古撑”最初都修建于土崖上，修建极为精心，但撑内无墓志、无彩绘、很少或没有随葬品，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各朝墓制都不相同，却很符合“弃老俗”传说中将老人弃置其间待死的那种“弃老洞”。
   
     如果“古撑”只有湖北红安县有，那还只能算是孤例，并不具备普遍性。但胶东半岛的“模子坟”（或称“丘子坟”、“油篓坟”）恰恰也应该属于这类。而山东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儒家圣地的“模子坟”
   
     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办事处陈家村的老人活动室里，85岁的陈家寅老人与我说起流传在胶东半岛上的“弃老俗”传说—“六十花甲子”。说人到六十岁就要送进那个“模子坟”。
   
     我问陈老爷子：“模子坟”啥样啊？”陈老爷子顺手拿起桌上的麻将牌，排了一个圆圈；圆圈上，再叠上稍小的一圈麻将牌；往上是更小的一圈；最后一圈麻将牌扣顶，就垒出一个馒头状的空心麻将堆。
   
     2005年，因在陈家村山海路西面开工建设“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烟台市博物馆在陈家村发现了“陈家墓群”。经考古发掘断定，正是“模子坟”。我看过考古资料照片，陈家墓群2号墓的墓道洞口，非常像鄂西北“寄死窑”的洞口，并且胶东半岛一带也都流传着“弃老俗”传说。
   
     在我看来，胶东半岛“六十花甲子”的传说，显然属于“弃老俗”性质的传说。狭小逼仄的“模子坟”，也与我确认的“弃老洞”很相似。而已发掘出的“模子坟”中的尸骨，头骨数量均为两个，只有极少数为一个或三个；虽然尸骨年龄未经鉴定，但肯定没有未成年的孩子，可见“模子坟”绝不是一般的古墓。最重要的是，“模子坟”中有仿家庭居室的形制、有砖床、有二次葬的尸骨，却仅有瓷壶瓷碗之类简陋的随葬品，完全可以被解读为老人饿死其中之后，子孙们简单收拾老人遗骸，即以老人丧生之地“模子坟”作为老人或老人夫妇的墓地，所以胶东半岛有着数量众多的“模子坟”存在。否则，难以解释所有种类的“模子坟”中随葬品都少得可怜的现象，尤其是有些“模子坟”内部装饰近乎奢侈、而随葬品同样少得可怜的现象。
   
     据我初步推断，胶东半岛的“模子坟”，应该正是我一直在寻访的“弃老洞”的一种。但这种“模子坟”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是本地的“原生态”，还是外来的传入？因为在统一的汉文化的中原文明核心区，我不相信“模子坟”会是孤例。这种推测让我在山西得到了实证。
   
     早在1936年，民国学者马长寿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古代花甲生藏的起源与再现》一文。这应该是目前所知最早关注到中国“弃老俗”的文章。马长寿先生在论文中曾提到，在今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河西村有一座金元时期的“生藏”古墓。“生藏”也叫“六十花甲子葬”。马先生所描述的“生藏”与“模子坟”真是太相似了，连传说“六十花甲子”都一样。而烟台市博物馆阎勇主任在他的论文中，曾提到“明初，为了解决胶东半岛人少地多的问题，从今山西等地大量移民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将阎勇主任与马长寿先生的论文合在一起读，便能得出这样的推断：山西“生藏”与山东“模子坟”，应该同根同源。由于山西移民迁往山东胶东半岛，他们便将自己一种独特的葬俗—“生藏”带到了胶东半岛。
   
     但移民的时间是“明初”吗？应该还有更早的移民。据马长寿先生分析，南朝已发掘出活埋老人的“署孟”，“署孟”的形制与已知的“生葬”几乎一致。它们之间应该还有类似墓制存在。
   
     让人遗憾的是，马先生在论文中所提到的金元时期“生藏”古墓，我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早已被毁。马先生在论文中还提到，在山西昔阳县赵壁乡东寨村有民国时期财主“万羊李”的祖坟，其中有一座“生藏”。当我赶到那里才得知，2009年1月，那座“万羊李的祖坟”已经被盗了。为保护那些“生藏”，当地村民用石头将“生藏”的盗洞重新盖上，埋进土里。
   
     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盗洞口被重新打开后，我被放进这座“生藏”里。这座“生藏”是典型的八边形竖穴弯窿顶“模子坟”，墓内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洞壁为正八边形，直壁，每边长1.2米，洞内最宽处1.6米。上半部由青砖层层内收构成弯窿顶，现存24层青砖，高度1.6米，弯窿顶部有盗洞。
   
     我坐在狭小、阴暗、潮湿的“生藏”中，抬头仰望，层层内收的弯窿顶似乎旋转起来。在这座目前全国唯一有证据证明的确有老人被活埋其中的“生藏”墓里，我真实地体验到了生命的绝望。马先生在论文中说，这座“生藏”有《李公生藏铭》和《李公生藏记》两块石碑，碑文的内容，记述的正是金代时期的墓主人被活活送进来等死的情形。在东寨村中，马先生提到的两块碑—一块六角形柱状残碑，一块八角形柱状碑—我都亲眼看到了。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区是真实存在过“弃老”风俗的。
   
     “弃老”曾经存在的“合理”因素
   
     结束了山西的最后考察时，我必须承认，我的孝文化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湖北的“寄死窑”、山东的“模子坟”，还是山西的“生藏”，在我看来，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曾经“弃老”的直接证据，而各地流传甚广的“弃老”传说更是这些历史遗迹的生动注脚。
   
     在中原文明的核心区曾经有过“弃老”风俗，这说明，“弃老”与文明的教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文明的力量当然不容忽视，但也不是绝对的力量。我疑惑的是，动物尚有a犊之情，而自称文明的人类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弃老”习俗。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使然，还是“人之初，性本恶”的自私因子作祟；是为了繁衍后代牺牲自我的一种壮举，还是古老族群或人类源头的一种野蛮习俗；甚至它是不是代表着一种朴素、顺其自然的死亡观。
   
     我可以想象，在逝去的历史尘烟中，当战乱和灾害不断发生，当短缺的食物成为生存的最后保障时，为了生存下去，残忍的弃老现象就会在一定区域、一定族群中产生。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从族群发展和物质、经济生活的角度对弃老现象作了大胆的推断。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经济学的复杂宏大的问题。弃老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是为了族群的繁衍，就体现了人性中一种自我牺牲的悲壮；如果单纯地弃老，认为老人是一种拖累，则是一种自私天性的体现。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著名的生物学家、动物行为专家道金斯告诉我们，所有生命的繁衍、演化，都是基因为求自身的生存和传衍而发生的结果。基因的本质就是自私的，因此生命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私。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推论，那弃老行为就是在自私原则下的一种合理选择。这一点，也许能从生物学或者动物行为学角度解释广布于世界的“弃老现象”。
   
     道金斯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的自私行为例子来论证其观点。如南极洲帝企鹅，由于潜入海中有被海豹吃掉的危险，所以经常伫立在海边等待，在潜水之前会犹豫很久。只要有一只先潜入海中，其余的就会知道水中是否有海豹。自然没有哪一个愿意当第一个牺牲品，所以大家都在等，有时甚至相互往海中推。
   
     因为生命的自私性，自然就会牵涉到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而在弃老现象中，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自然会凸显。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临终的残酷命运？是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毅然决然地把老人推向死亡之地，而没有半点儿恻隐之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标榜已久的道德感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良知哪里去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们从来都认为孝子是道德模范，而孝文化与道德枷锁历来都是孪生子。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通过他的经典之作《实践力批判》对人类道德的探究讨论，更能使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弃老的多义性。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个目的而功利地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弃老”显然是不道德的，它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康德还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如果弃老的动机是为了种族的繁衍，那这种行为就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在我看来，不论是从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本能来看，还是从人类学、行为学、伦理学等角度去考察论证，我们都需要承认：彼时的弃老俗，一定有它存在的充分的、合理的理由，而不仅仅是原始民族或人性恶的一种注脚。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敬老传统，都不可能天然生成，它必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最终完成从弃老到敬老的质的飞跃。而“弃老洞”遗迹的存在，正是在提醒我们，中国的孝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曾经“弃老”，这是历史长河中的又一张真相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