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

逍遥者

二十一世纪出现了许多新词汇，“剩女”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如果查百度百科，对“剩女”的定义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指现代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因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女青年。” 有人认为，“剩女”现象是女性自己制造出来的，因为这些女性的女权主义意识过强，所以不能与男性妥协而组成传统式的完美家庭。换言之，“剩女”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传统价值判断的词，内含讽刺“嫁不出去”的大龄女青年的贬义，同时也暗讽现代都市女性过于个性化、过于自我与女权主义意识过强的生活方式。
我在国外有许多女性朋友选择了所谓“剩女”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多过得非常潇洒。她们聪明能干，有独立的工作，买得起房子车子，之所以成为“剩女”，不是没有爱过，而是因为总总原因错过了步入婚姻的机会，到了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不愿意勉强结婚，宁可选择独立自在的单身生活。她们的这种选择，在多元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她们的自尊与独立不仅不会遭受任何非议，反而会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重和认可。相反的，我在国内的“剩女”朋友们，则不得不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好像“嫁不出去”全是她们自己的错误，是因为她们的自我过于膨胀，不能委屈求全地过传统式的婚姻生活，而到如今年老色衰还单身一人，在世人眼中成了“多余人”和“剩余人”，被社会视为异类。
衡量“剩女”的标准之一，就是青春，就是女性的年纪。倘若还是妙龄青年，就还有嫁出去的可能性，就还不至于沦落为“剩女”。选择新型的独立生活的女性，有职业有房子，但是没有婚姻，而逝去的青春，则成了传统社会价值体系命名她们为“剩女”的标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剧作家田汉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文章，他为女演员短暂的演艺生命而抱不平，呼吁领导对演员要有更细致亲切的关怀，不要把她们宝贵的光阴消费在开会上。借用田汉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也想为剩女的青春和尊严请命。在国内，女性只要一过三十，如果还没有结婚对象，就有可能被称为“剩女”，就要忍受周遭异样的眼光。这种衡量女性的标准，不是用“三十而立”，而是用“三十而嫁”；不是用学识和成就来衡量女性，而是用婚姻来衡量女性。为什么这些拥有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女性不能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而被视为“多余人”呢？为什么女性就一定得青春貌美才能受到社会的肯定和爱护，或者总得像灰姑娘一样耐心地等待着白马王子的出现才能得到救赎呢？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勾勒了一个“青春共和国”，几乎赋予了女子一种宗教的神圣地位，把“女儿”放在阿弥陀佛和元始至尊之上，可谓是“女性主义”的先驱者。不过，他只把青春少女看得如此尊贵与神圣，对上了年纪的女性就没有给予同样尊贵的地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已经成了浊泥一般的男性价值观的传声筒。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对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的描写，不是限于对“贤妻良母”的歌咏，就是限于对类似《金瓶梅》中荡妇的塑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剩女”这类充满个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的正面描写也才刚刚开始。倒是西方文学传统对“剩女现象”一直都有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比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就有许多“剩女”，像著名的女作家简•奥斯丁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了这么多的男欢女爱，可是自己却一生未嫁。她在未完成的小说《华生一家》中，通过两姐妹的对话，表示出对“剩女”的肯定：“我宁愿在一所学校当老师（我再也想不出更糟的事情了），也不想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当时，家庭女教师或学校的老师是对女性开放的职位，选择这些职位的女性是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婚姻而生存的，但最后往往错过了婚姻的机会而沦为剩女。十九世纪的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在她的小说《克兰福特纪事》中（Cranford）写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小镇，镇里的主要人物是一群上了年纪的“剩女”，或“老小姐”，所以这个小镇几乎可以被称为“剩女国”。在这个平静的百年小镇里，她们的生活非常简单纯朴，虽然没有琼瑶式的大起大落的浪漫史，可是有点点滴滴充满人性的温馨，有相濡与沫的感人的友谊，有欢欣纯净的日常生活，有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秩序，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尊严。当现代性的象征——铁路即将侵入这个古老的小镇时，她们一起抗拒着铁路的来临，共同保护着这个平凡可爱的世外桃源，镇上的其他居民不仅宽容地接受这些剩女，而且非常尊敬爱护她们。小说中的这些“剩女”们的年纪都非常大，不但不是镇里的“边缘人”或者“多余人”，反而是镇里的主流，她们都很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也都受到社会的尊重。
可惜在国内，“剩女”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这些“剩女”被社会遗弃，被推向边缘，是社会把她们变成了“多余人”的，也可以说，“剩女”就是中国当代女性中的“多余人”。说起“多余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一组特殊的形象群体，如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这些“多余人”是在俄国专制社会中最早觉醒的一些先进的贵族青年，他们不满沙皇统治，不愿意与腐败的贵族阶层同流合污，拒绝遵守社会的常规，于是被社会所拒绝与排斥，最终在社会上苦闷彷徨，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虽然是社会把这些先进的贵族推向“多余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主动地选择了“多余人”的位置。他们的这种选择，并不只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个体有意识而能动地去思考与探寻人的心灵与灵魂的一种方式。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实际上也是一个“多余人”，是与传统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充满宗教悲悯情怀的“槛外人”。在我的眼里，“剩女”就像这些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主流的世俗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是值得敬重的。她们重视的是如何做一个不卑不亢的依靠自己能力生存的人，而不是成天琢磨如何能够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就是说，她们把重心放在自己的独立价值上，而不是仰仗男人的恩赐与救赎。如果真正的爱情来临，她们也一样会爱得天翻地覆，但是当真正的爱情没有来临时，她们也不自怨自艾，因为她们有养活自己的手艺，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房间，有不随波逐流的意志，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男人的价值世界里，她们硬是勇敢地在隙缝中开辟了一个充满女性气味的感性世界，并不为俗世的观念所动摇。
“剩女”这个新词汇，从表面上看仿佛是由年龄所命名的，但从深层上看，还是由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所规定的。为此，我不仅要为剩女的青春请命，而且要为她们的智慧、勇气、尊严和独立的人格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