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历代官员的“坐骑”情结

中秋子

梁发芾：历代官员的“坐骑”情结

梁发芾 财税史学者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一位局长在一次会上发飙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还说“想要公平是臭不要脸”，这位局长在人们的声讨中悻悻辞职了。

辞职归辞职，这个官员说领导就要骑马坐轿，倒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心理。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出行工具是最能体现等级的标志，高头大马和八抬大轿就是这方面的极致。

古代官员的出行工具，应该说主要是车。刘邦建立政权，因为是久经战乱之后，连皇帝也找不到相同颜色的四匹马为他拉车，皇帝只好坐杂色的马拉的车，而宰相据说坐的居然是牛拉的车。除了坐车，那时候人们也骑马出行，而刘邦则作出规定，禁止商人骑马。这个命令也叫做“贱商令”。这样的“贱商令”在后来历朝都有，当然不一定就得到了切实的执行。禁止商人骑马，说明非商人阶层是可以骑马的，但除了官员之外，一般老百姓，如果不是在牧区生活，平日要骑马代步，恐怕也还是有些困难的。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朝代要求当官的以马代步，上朝，出行，除了坐车就是骑马，骑马就是官员的特权。唐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他的马跑回家，家人才知道武元衡遇害，说明唐朝的高级官员骑马；宋朝的宰相王旦，据说连为他牵马执缰绳多年的役卒都不认识，只是在这位役卒退休时前来辞别的转身的瞬间，他才从背部看到熟悉的影子，猛然想起这是一个给他服务多年的勤杂人员。这说明，宋朝的宰相也是要骑马的，并且也有专门人员鞍前马后为他执鞭随镫。

到了明朝的时候，骄子已经非常流行，官员们对于轿子的热衷胜过了坐骑。但朱元璋严厉禁止官员坐轿，要求他们继续骑马。只有老人、妇女以及三品以上文官经特许才可以坐轿子。《金瓶梅》这部假托宋朝故事，其实描写明朝风情的小说中，作为武官的西门庆总是骑马；一般文官们则是坐轿；老百姓方面，我们看到，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一个平头百姓，则总是骑一头“头口”，其实就是毛驴。西门庆的高头大马与陈敬济的猥琐毛驴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这就是官民身份的对比。

虽然朱元璋强烈禁止一般官员和男性老百姓坐轿子，但是，这种禁令到了明朝后期，就成为具文。人们如此热衷轿子，实际是因为轿子比马匹更加体现了等级的荣光。你骑再好的马，也不过一匹，但是你要坐轿子，就可以有一群人供你驱使听你吆喝，而这群人的数量，与你的官品和身份成正比。官员坐轿出巡，排军鸣锣喝道，仆从前呼后拥，平民百姓走匿回避，回避不及的要趴在路边磕头，不回避也不下跪的被抓去治罪。在当时来说，这是官员最完满的自我实现方式。

人人都要坐轿子，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大量剩余劳动力通过抬轿子而谋到一份养家糊口的饭钱。但问题是，在历史上的那种官本位等级社会中，权力阶层的奢侈享乐，往往并不在市场中进行平等交易。

在明朝，中央大员外出视察，无不向地方强行“索轿”，地方官员当然不敢怠慢，只好给老百姓强派抬轿的差役。给上级来人备轿子、抬轿子，成为官场潜规则。流风所及，有些官员告老还乡，一定要请求或命令途经的地方给他伺候大轿，突出衣锦荣归的声势；一些家居的士大夫、绅士，也往往向当地的政府索要轿子办理私事。地方伺候大员的轿夫，有些是无偿的差役，有些是花钱雇的，但是雇轿夫的钱仍然得当地百姓承担。地方给上级官员抬轿子，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官轿是如此地挥霍扰民，嘉靖时期的一个叫做张永明的官员，就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处这样的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口坐八抬大轿3乘，四人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

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两三百元人民币。按200元计算，一个人升官到他乡上任，只抬轿子和扛行李的花费就是20万元人民币。这派头确实让人瞠目结舌，无怪乎到了公元2011年，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局长说起坐轿子时仍然是那样地兴致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