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杨广行为惊人地相似，为何功过如此悬殊？只因为两个原因

高直革

仁寿宫之变中，次子杨广弑父篡位，成为了隋朝第二位皇帝，他挥师吐谷浑，三征高句丽，修筑大运河，建洛阳东都，他在政治上想要有所作为，在军事上亦妄图大展抱负，只是他的野心勃勃换来的不是建功立业，而是国破家亡。

玄武门之变中，次子李世民杀兄逼宫，成为了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出兵吐谷浑，讨伐高句丽，建造中国历史面积最大的帝王陵园，无论外族如何其心必异，他是被尊奉的“天可汗”，无论行事如何有悖伦常，他的威名已经千秋万代。

为什么两个如此相似的帝王会走向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朝堂和历史进程？

有时候，荒政只是放错时间的国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即便如何源远流长、群策群力，其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当杨广大费周章迁都洛阳时，祸不在此，当他凿运河造龙舟时，祸不至此，当他穷奢极欲遍建行宫时，祸因深种，当他穷兵黩武却出师不利时，已是山雨欲来。
杨广肆意地挥霍人民对他的尊崇和敬畏，却又没有给予等价的回报。他剥夺了别人生存的权利，别人自然也不会让他过得太舒服。特别是三征高句丽，劳师动众却无功而返，大运河虽然利在千秋却弊在当代。

反观李世民，他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不介意中游击水，却决不能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所以他行为处事往往都有自己的限度，大兴土木在国家富强之后，出兵外国在国力昌盛之时，他搜刮敛财，却绝不会逼百姓入绝境。
当然，历史往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由气运来推动。若是杨广在高句丽能大获全胜，即使当时已经内忧外患，也能救一时之弊，能给隋朝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因为大振国威而一改庙堂全貌。若真如此，日后也就没有李渊、李世民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