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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债务违约,就是欠债不还,或者不能按时还债。自商品交换关系产生以来,违约就成为商品社会一个常态性现象。主权债务违约则是“升级”到政治实体的违约行为, 即由于东道国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 致使债权方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债务违约风险最引发舆论关注的,包括迪拜以及当前欧洲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
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现于报端,源于根据美国财政部近期的一个声明:到今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达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日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债务上限是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一个特别现象。1917年由美国国会设立,目的是使国会与政府能够定期检视政府开支情况。1960年以来,国会已经78次对债务上限做出改动。根据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自奥巴马总统任职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
如果不是民主共和两党的相互掣肘,理论而言,债务违约不会在美国发生。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广泛接受的清偿手段, 其政府在理论上可以开动印钞机无限偿还债务,所以债权人在与主要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迟支付风险。对于通过美元体系主导世界金融格局的美国,债务违约在经济层面只停留在理论上。
然而恰恰是美国的两党政争,使违约出现了现实性的敞口。如果双方不计代价地“死磕”,违约就会发生。
假若如此,危害有多大?
我们可以将其想象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全球信贷体系以美国政府的违约而坍塌,在美国国内,私人部门将崩盘、失业率将很快超过20%、经济急剧萎缩、政府规模大幅缩减,政府背上沉重的恶性负担。就全球而言,首先是债权人遭受直接损失,更深层的,市场陷于混乱,利率飙升,抵押贷款和其他消费贷款变得更加昂贵,全球经济复苏严重停滞。
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无人能够幸免,包括美国。因此,问题必须、也必然得到解决。基本可以预料,美国两党的这场涉及阶级利益、经济走向、政党斗争以及政权更迭的“一揽子博弈”,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拖至最后时分而达成妥协。
说到底,这是一场着眼选举的政权攻防“前战”。奥巴马政府冀望竞选连任,希望一次性大幅调高债务上限,使其额度足以延至明年大选之后,以免两党为此反复纠缠。共和党则力图将债务上限问题设置成为奥巴马连任路上的绊马索。
距离8月2日还有日子,角斗还会有所延续。美国一方面纠缠于内斗,一方面对外施以善意,表示美国债务问题不会伤及全球,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5日在香港的表态:“相信奥巴马总统最终会同国会领导人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
这显然是华盛顿端出的一杯礼茶。
不过,云烟之下,茶杯里已经现出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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