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吗？

逍遥者

(天涯社区) 谈到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大家基本都认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比2008年金融风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对国家经济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迷茫，而对于未来中国经济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方向，却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家的态度变得异常明朗，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赶超美国!我不知道持有这种论调的人真正是基于自己对外界的一无所知，还是认识到残酷的现实后不得不通过臆想来安慰一下自己可怜的自卑情结。在这里，我很想问这些人一个问题：中国人，你知道自己跟世界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吗?不管你对中国未来的自信源自何种原因，我劝你走出国门看一看吧，不要像癞蛤蟆一样整天坐井观天地唧唧歪歪，走到现实生活中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外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于你的臆想，不同于你的猜测。
    　　当然，我也很乐意提供一些资料来使你清醒。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它的国际地位是挂钩的，其他国家对你的认可，可以从签证政策中窥见一斑。中国公民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访问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要签证!就算总是不被我们看好的邻居，自认为我们高他们一等的东南亚诸国同样需要持签证才能访问他们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拿最强大的、最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与世界做一番比较。我不知道这种骄傲从何而来，在世界倡导发展高科技和环保经济的时候，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被安排了最脏最累工时最长的加工生产环节非但不让国人感到悲哀，反而还认为中国取代了日不落帝国昔日的“世界工厂”地位是一种荣幸，我们拿21世纪跟19世纪做比较，难道没人觉得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吗?好，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工厂总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那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Made in Thailand, Made in Malaysia等等几乎Made in any country在国际贸易中都是比Made in China贵得多的招牌!而讽刺的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工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工资更低。这就是我们制造业的现状。
    　　谈到个人的经济状况，我更感到羞于比较，中国现在至少有60%以上的公民过着每天消费不足2美元的生活，印度尼西亚在20多年前曾是这种情况。
    　　我们姑且不讨论中国即将面临一场怎样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影响有多长时间，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凭什么得出结论，中国会赶超美国呢?
    　　是因为GDP吗?好的，让我们看看GDP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不记得我们的工资已经有多少年没改变过了，我们的收入似乎永远都保持固定不变，但可笑的是，我们可怜的靠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一点储蓄却在一天天缩水，一百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真抱歉我完全想不出一个正面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于百姓个人有益的例子。
    　　而实际上，对于GDP的本质，John Perkins(《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作者)已经有了最真实的解释：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比如拥有一家公共设施公司的人受益，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的确，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是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所以，中国这些年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人群你明白是谁了吗?这与我们普通老百姓完全没有关系!
    　　而美国，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是全民富裕，其实，并不只有美国是这样，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在追求GDP增长的时候，优先考虑的还是民生问题，这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别说超越美国，我想我们可能很快就被我们的邻居远远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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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者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财富的艰难积累和畸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于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弊端，大家的评价各不相同，赞扬和批评的都有不少人在，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改革开放时确立的经济发展模式绑架了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我将分3节说明。

　　1.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融资渠道决定了后来的经济结构
    　　就像财富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现一样，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来完成的。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在经历了毛泽东执政时期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文化运动之后，国内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在经历了长年的压抑之后集中爆发出来，其表现主要以经济方面最为严重：以1978年为例，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即我们耳熟能详最为当今政府所津津乐道的GDP)高达3624亿元，自1965年以来年均递增率达到6.8%，但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却非常贫困(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多么相似!)，而且财政赤字也非常严重(抱歉，无法提供具体数字)，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上台后遭遇的最为严重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这种经济，政治，文化都遭遇巨大危机的生死存亡时机，改革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如果它不主动发生，也必将被动进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管执政党情愿与否，改革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么改革究竟要怎样改变和革新才能同时解决上述问题呢?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人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衣食，这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要素，而要得到这些物资，就离不开经济生活。而在计划经济的荒谬年代，执政者完全无视市场的供需关系，居然用政治手段强制分配，好像人的饥渴也可以由执政者掌控一样。新的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立刻将改革的重点瞄准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与毛泽东执政时期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
    　　与计划经济呆板的配给制完全不同的是，市场经济表现为活跃繁荣的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是以充足的流动资金做支撑的，而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锅饭、文化大革命这些“大”运动之后，国民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而配给制发行的票据又几乎驱逐了人民币，在配给制结束后政府又没有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老百姓已经被折腾地筋疲力尽，谁还有多余的资金来帮助国家发展经济呢?
    　　改革开放为日后的经济发展遭遇另一个瓶颈埋下了第一个伏笔——融资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往往先从农业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如此。粮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产活动的最必要物质，没有了粮食，人类便不会存在，更谈不上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任何文明。人们对土地进行改良之后，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多了，就可以更多地进行商品交换，交易的繁荣带来了技术的改良，技术的改良促进了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这种发展模式也是最科学的，它保证了一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财富都在增长，传统的英国是这样，新生的美国同样如此(很多人都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制造业强国，但很少有人提及，美国首先是第一大农业出口国，很多农作物的生产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一)。
    　　与王朝时期的中国重农政策不同的是，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发展经济时非但没有重农，反而还似乎淡漠了农业。毛泽东时期注重的是重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例是1:7，工业在GDP中的比例只有10%，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3和20%，到了1978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了2:1和40%。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更是确立了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制度(虽然最初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确立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当然，不能不说，依靠农业的发展来缓慢积累财富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这不符合当时迫切需要经济复苏的要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也没看到政府推出任何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政策(近几年才免除了农业税)。
    　　而至于中国的工业，在1958年完成“三大改造”后，公有制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这是利用国家权力对私人财富进行赤裸裸洗劫的最生动例子)。私人企业几乎全军覆灭，而国营企业又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依靠工业积累财富几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从上面我们看出，无论是从事农业还是工业，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一贫如洗，只有执政者手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国家忽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就像在财富极端两极分化的时候，国家忽然从土地国有制变为土地私有制，这必将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夺地地主与失地农民生活将更趋向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15-19世纪欧洲的圈地运动以及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市场建立的融资需要，以及弥补国内资金的严重不足，“招商引资”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既然国内缺乏资金，政府只能依靠向外国贷款，以及寻求外国资金来华创办企业，中国主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债务国(美国是怎样把地球上的一个个发展国家变为自己的债务国进而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处受制于自己的例子大家以及很熟悉了吧?)。外国财团携带中国最迫切需要的自己来到我们的国家，以低的可怜的成本生产制造符合他们国家市场的产品，而中国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
    　　十五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将世界各个角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外贸易空前活跃，这使得某些国家只需承担一个完成产业链中的某个具体环节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当然，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国家的一切商业活动必将处处受制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 2008年的金融风暴面前，没有强大的内需做后盾的单纯依靠外贸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显得如此弱不禁风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中国的国家还是控制了一定的财富，国企的地位并没有被外资夺走，这注定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必将由外资和国企构成。普通百姓的财富一直都是靠节俭积累出来的。因为在财富分配的最开始阶段，他们就是被剥削者。

逍遥者

　2.“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不均合法化
    　　这一直是一个让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人怎么就这么容易接受了这种赤裸裸掠夺他们财富的政策?
    　　其实这也是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在此我想先插一个题外话。前几天的时候我去贵州旅行了十几天。谈到贵州，我想大家对这个省份的印象多半的贫穷，没错，贵州的确相对贫穷，即便是省会贵阳，你都很难发现一台欧系车。但我去到贵州后，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这里的贫穷，而是信息的闭塞。当整个广州都在讨论通货膨胀的时候，这里的居民好像生活在一个完全与通胀没有关系的世界里：没人关心物价怎么涨(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我在去织金洞的车上，遇到一位当地的市民，他恰好是在景区工作，我问他通货膨胀这么高，会不会对旅游造成影响。这位朋友摇了摇头，反问我通货膨胀是什么，我简单做了解释，他想了想，摇摇头说： “好像没有。”山岭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也阻碍了人们的思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十分有限，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任何观点几乎都能接受：只有你说得有道理，他们就相信你，说服他们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从贵州回来之后，再想到这个问题，我忽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闭关锁国的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天朝自大的自负中，对外界的思想一概抵触，至今还把两千多年前的思想论著奉为圣经，真不敢想象，如果现在一个欧洲人还在谈论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固步自封在本国文化中的中国人的思想几乎纯白如纸，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标准非常单纯，这很容易被利用，被说服，在给他们描绘了一幅“先富带动后富”的美好空中楼阁后，他们想都不想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政府的承诺。
    　　我们姑且不去评价人的自私和贪婪，但从这一经济政策上来看，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先不要说中国，就以最为团结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德国人来说，至今西德与东德的差距明显得还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德国政府一直都在做很多努力，但两部分发展的根本不平衡使得共同富裕这一美好愿望很难实现，那么你能指望一向喜欢窝里斗的中国人先富带动后富吗?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在于：它牺牲一部分人利益去帮助另一部分人。而历史上有哪个既得利益者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呢?即便是慈善家恐怕最多也只愿意捐献九牛一毛。然而，这个单纯的民族却接受了这种理论，认为先富带动后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他们甘愿看到有些人坐在空调房里享受着家庭影院，而自己却在干旱的土地上为明天的晚餐而发愁(上帝啊，这是什么逻辑!)。
    　　并且，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财富不均表现在方方面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同一地区中一线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发展不均衡，同一城市中不同阶层收入的严重两极化……
    　　这种不均衡所引起的蝴蝶效应成了我们今天社会问题的最主要来源：最让大家深恶痛绝的户籍制度，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存在严格苛刻的户籍制度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所有的来自“后富”一族的人都会跑到“先富”阶层的人的聚居区，这样整个中国的人口全都爆炸性地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这恐怕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
    　　一线城市的管理难题。一提起广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广州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内地来说是最为繁荣的，这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打工者，众多外来人口涌入广州，就业，住宿，衣食，交通，医疗，生活垃圾排放等等等等问题都由广州代替外来人员的家乡打理，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于是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春运难题，不堪重负的公交地铁，以及盗窃，抢劫等等社会问题。
    　　二三线城市的公共设施配套问题。因为优先发展区都给了一线城市，资源，人才都离开了小城镇，这里的地方政府便没有足够支持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所以很多地方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都很不健全，比如学校，医院，还有软性的师资力量等等等等。
    　　候鸟一般的人口大迁徙。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年初的时候背井离乡纷纷前往北上广深，年末的时候再重归故里，但这种迁徙同样引起了不少连锁反应，比如留守儿童问题。
    　　……
    　　如果要逐条列举这项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讲完，但这种赤裸裸才将一部分人手中的财富强行分配给既得利益者的政策终究还是被接受了，并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就好像一个面容威严的武士对一个农夫说：“请你把你手中的金钱交给资本家!”然后这个农夫居然想都不想就照做了一样。

逍遥者

3.架在国民经济脖子上的刀
    　　尽管生存环节依然艰难，但较之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际政策终究还是开放了许多，尤其是几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更吸引了一大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前往打拼，那个时候，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理想主义者们”，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最为活跃的发展阶段，原本处于财富分配链最底层的普通百姓们通过自己的不断节俭，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勇敢聪明，从一个个普通打工者成长为一个个企业家，并涌现了一批时代的代言人。
    　　但不幸的是，共和制的新中国并没有比以前的任何时代开明多少，当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刚刚脱离贫困迈入温饱的时候，一把把锋利的刀却陆续架在了刚刚开始发展的脆弱的国民经济的脖子上。
    　　地方政府步入土地财政的根源——分税制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近十年的发展，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然而，在当时包税制的政策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显得与此不相对称，而支出却逐年递增，甚至还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不惜以各种基金的名义两次向地方政府借款，但这笔借款却有去无还，中央政府公开表示不会偿还。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怪现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现在地方政府的财力已经明显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这让国家领导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如何改变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现状，成为党中央最为迫切的任务，分税制改革就此诞生，在强硬派朱镕基的领导下，这项政策终于在1994年开始实行。(有趣的是，国企和央企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改革实行后，尽管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但财政赤字并未改善。)
    　　而且，这项体系本身就存在诸多的问题。
    　　1.不公平。城乡税负不公平，内外资税负水平的不公平。
    　　2.再分配功能较弱。区域间的再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功能弱化。
    　　3.部分财政支出责任不清。
    　　4.国内企业赋税严重，而出口骗税欠税问题太多。
    　　5.反周期财政政策的长期化。
    　　从此，中央开始强行掠夺地方财富，地方政府只能从鱼肉百姓身上得到补偿，分税制改革之后，新的社会问题开始产生，社会矛盾激化。
    　　失去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源，而政府职责并未减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其他可以满足各项工作开支的收入来源，作为地方政府唯一可以掌控的最重要资源，土地财政被推倒风口的浪尖上，而百姓的生活从此苦不堪言。高价拍卖土地，暴利拆迁这些不法的合法行为层出不穷，为了取得高昂的土地拍卖费用，政府不管土地规划的需要，而将土地卖给不是最合理的开发商，民众负担日趋加重，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产生了M型社会。与此同时，企业的生存环境也严重恶化。
    　　当整个社会的财富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政府本应发挥的职能却显得完全跟不上节奏，福利制度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的今天，百姓对此颇有怨言。想想看，福利工程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大部分税收却被中央政府抽走，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怎么可能不困难呢?这只是分税制改革间接造成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们今天最为痛恨的就是高房价，我们先后骂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认为是他们把我们的生活推向了水深火热的深渊。但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才使得我们今天的房价是完全不受市场价值规律的约束!而且，只要它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人为地主动刺破房产泡沫(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软著陆的原因，只能寄希望于不堪重负的市场在各种重压下的大崩溃才有可能改变这一局面)。
    　　当然，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这些，它带来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将人民彻底赶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从各大媒体的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和政府似乎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甚至有些盲从者认为，国家的大政策还是好的，只是下面的地方政府没有执行好，比如依保障房为例，如果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好这一目标，底层收入者的生活现状的确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然而，这项政策是以牺牲地方政府的利益为前提的，中央政府并不会提供任何帮助，这必然会导致唯有以土地财政来弥补收入空白的地方政府的殊死抵抗，所以这项任务执行的艰难也可想而知。
    　　分税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已经是致命性的了，但这种伤害还远远没有结束，国企同样像一把利刃一样时刻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
    　　我想我已经无需再说国企本来应该是做民企所不愿意做的项目，为民企的发展提供保障之类荒唐的毫无意义的话了(我自己都觉得这有多苍白和心虚)，我们来看看这一头头猛兽究竟做了什么。
    　　凭借国家政策的保护和先天的垄断地位，国企的产品本身就以比实际价格高的多的市场价格出售，普通百姓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高昂代价!然而，这些巨人并没有就此放过我们，它们已经优先享有了一些资源，人才，税收政策等等民企永远无法企及的优惠政策，可惜这还远远满足不了它们脏脏的胃口 ——近些年来疯狂的国退民进几乎要把民营企业逼上思路。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棵大果树的话，那么国企无疑是唯一的收获者。”看到这一个个恃强凌弱的怪兽们，我不禁感叹，有这么多架在国民经济头上的刀，那么国民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啊?想来想去，我想不出现行政策中有哪一条是对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有利的，这简直又回到了西汉末期：百姓有千种死法，没有一条生路。呜呼，哀哉!民生何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