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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平向南都记者展示与王文海的短息往来记录。
今年9月,洛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小选、刑警支队党委成员张建岳、民警尤益民等人,对河南省监察厅原副厅长王文海进行实名举报,指其曾在1998年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找人“顶包”。现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的王文海昨日对南都记者称,当年的肇事车辆确系自己原供职的单位所有,但自己并非肇事司机,民警举报系诬告。
交通“顶包”旧案
李小选,原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2003年因涉嫌私设小金库而遭调职,现洛阳市政法委副调研员。他和举报人张建岳、尤益民,均为2002年“12·10”专案组成员。“12·10”专案组是为一起重大文物盗掘、走私案件而成立,后被解散。
据了解,3人连署的《洛阳市公安局部分领导和民警因侦破公安部督办的“02·12·10”专案而屡遭迫害的情况的反映》寄给河南省委及中央有关部委。南都记者了解到,举报材料称:“1998年6月22日夜11时50分左右,王文海酒后驾驶省纪委办案暂扣的奥迪轿车途经郑州市经五路与纬一路交叉路口,闯红灯将骑两轮摩托正常行驶的郑州市市民史英光撞倒,撞人后轿车继续前行,后撞到旁边的一棵大树才停下。史英光左小腿当场被撞成两截,四次手术后至今还留有残疾。事发后王文海下车在现场短暂停留,并与人手机通话,然后离开现场。……在文物贩子蔡武堂的帮助之下,王文海找来了当时刚刚刑满释放不久的洛阳籍商人高和平,当晚,几人经过商议,由高出面为王文海‘顶包’。”
在这份材料的前段,举报者还称,王当年通过在监察厅担任高级职务的便利,插手了对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小金库”一案的查办,为“12·10”专案组涉案嫌犯蔡武堂等人充当保护伞。而蔡武堂正是当年帮助王文海联系高和平并“顶包交通肇事案”的经办人。
南都记者走访时,郑州交警一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此前已经有人来查过,但当年的卷宗在多年的机构改革过程中,已经发生灭失。
“顶包”策划过程
南都记者掌握的书面材料及审讯笔录显示,当年,涉案的洛阳文物贩子蔡武堂为了立功,曾在2004年3月至5月期间,多次以书面形式向“12·10”专案组举报王文海在1998年6月期间,酒后驾车撞人,并电话召其前往商议找人“顶包”的情况。
原“12·10”专案组刑警提供的包括询问笔录在内的多项证据显示,当时刚刚刑满出狱的高和平于交通肇事案发当晚,被蔡武堂从洛阳电召至郑州。“当时,蔡武堂把我带到了郑州国际饭店一楼的一处咖啡厅与王文海见面,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王文海的身份。后来才得知,他是个大官。”高和平近日提供的书面证据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高说,随后他被蔡及一名男子带往案发现场。“熟悉案发经过”。该男子后来被证实正是郑州银行现任高管郭志彬。
“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有驾照。在王文海的关照下,我被安排回洛阳车管所,找所长在一天内办理了所有驾驶证的手续。”高和平告诉南都记者,第一次办出来的证件日期不对,于是他又被安排回到车管所,办出了一张日期在案发之前的驾照。
笔录显示,随后,一切按照计划实现,高和平成功顶包,被撞受害人石英光最终获赔6万余元。2003年,蔡武堂被抓后向“12·10”专案组举报此事时交代:“钱是我出的,王文海那时还不是什么‘大官’,但当时我和他是朋友。之所以垫钱为其‘平事’,是寄希望于他日后能对我有所‘照顾’。”
“专案组马上派人对蔡武堂的举报进行了调查。但后来纪委调查时,蔡武堂和高和平突然翻供,这导致对王文海的处理未能及时作出。”曾担任洛阳市“12·10”专案组成员的一位洛阳市警界人士回忆。
高和平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自己确曾在“12·10”专案组被解散早期与蔡武堂一道翻供。并称,当时是基于纪委部门的压力,不得不说假话。而王文海当时身为纪委监察干部,权利很大。自己也不想得罪人。高强调,他现在之所以会再次提及此事,皆因与蔡武堂发生新的纠纷,而其多次希望王文海出面帮助调停未果。
厅长主动回应
现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的被举报者王文海,昨日主动联系南都记者。他称,当年蔡武堂供述自己交通肇事并找来高和平“顶包”系洛阳刑警刑讯逼供的结果。“他们在看守所里殴打蔡武堂。没错,那个车是我的车,车上有我的工作证也很正常”。王文海说,自己并非当晚的肇事司机。案发时,涉案的奥迪车被一名从洛阳市公安局借调至原监察厅的工作人员借去。而车祸发生之后,修车的费用亦出自当时的“单位”。
“车毕竟是我们的车嘛,出了事情,我们出面协调处理一下也很正常。”王文海称。
王文海说,涉事民警的举报行为实际上是对他的报复。他说:“早在2005年,中纪委就曾对他们的举报(包括”12·10“专案组遭解散事件)作出过批示。并最终作出结论,证明他们(实名举报民警)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诬告行为。”王文海回忆,自己因为着手查办了当年洛阳市公安局“小金库”案件得罪了涉事民警,并因此被常年控告至今。
“我没有授意洛阳市车管所方面为高和平办理驾照。他们在说假话。实际情况是,车管所有关人员与举报我的民警是一伙的。”王文海说,车祸发生时,自己并非什么“大官”,而只是一个部门的“处级干部”。现在,民警的举报让他很烦恼———“毕竟现在我的官级到了这个位置上,我也不方便出面说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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