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可能被“精神病”

富贵花开

有多少“郭元荣”还在精神病院等待救赎

湖北十堰男子彭宝泉等人，策划“女子卖身救父”发帖，救出被关精神病院14年的竹溪男子郭元荣。1月3日，竹溪县官员同意放人。4日，郭元荣已出院。（1月5日《新京报》）
郭元荣终于告别了精神病院，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如果没有遇到彭宝泉，或许他就要在精神病院呆一辈子；郭元荣又是悲哀的，只因举报单位领导受贿，就被所在单位和当地公安局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苦熬了5000多个日日夜夜。然而更悲哀的是，并不是法律的救赎，而是曾经和郭元荣同病房的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帖子后，在媒体的舆论压力面前，竹溪县官员才释放了郭元荣。
一些地方政府把上访人送进精神病院是十分慷慨的，可说不惜代价。比如把郭元荣送进精神病院后，郭元荣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工资照领，住院费有关部门全付。又比如替邻居张桂枝打抱不平，充当其诉讼代理人的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强制送去精神病院，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的。官员付的不是他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这就是他们慷慨的根本原因。但这种慷慨只是针对上访者，而对那些真正患有精神病的人他们又没有这种慷慨，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流落街头？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报告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得不到治疗，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成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威胁公共安全，同时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时常被侵害。另一方面，大量无病或无须强制收治的人，被与之有利益冲突的人送往精神病院，承受丧失人身自由、被迫接受本不该接受的治疗带来的痛苦。(2010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官员为何对上访者如临大敌，部门与部门之间还能紧密配合把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今天郭元荣举报的是你，下一个郭元荣举报的就是我，只有把第一个郭元荣压制住，让第二个、第三个郭元荣畏惧，看看还有谁敢再举报？郭元荣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才是他们不惜代价，让举报、上访者进精神病院的动力。精神病在一些地方已被用于惩罚上访户的手段，且相沿成习。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贪污腐败得不到遏制的重要之因，职能部门反腐败不力，而群众检举又遭打击。
郭元荣被“卖身救父”救出了，那么，有多少“郭元荣”还在精神病院？“卖身救父”的策划人彭宝泉却是因拍摄上访被强送精神病院的，综观报道，上访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举不胜举，在百度上搜索“上访送精神病院”关键词竟有26万多条。“武汉42岁的邱小卫思维清晰、逻辑缜密、语言表达能力强。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刚从精神病医院逃离的‘患者’”（2010年10月25日《新周报》）；“高作喜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分局民警，两年前，在分局值班室，他被6个人‘包围’，其中4人是民警，高作喜被扎了针，等他醒来，发现身在千里之外的精神病院，原因是高作喜多次到公安部上访”（2009年12月22日《新京报》）……
信访，是公民的一种合法权利和自由。但是这种权利却被“上访精神病”剥夺了。一个郭元荣偶然遇上了彭宝泉，在“卖身救父”的智慧与权力博弈中走出了精神病院，那么，还有多少“郭元荣”们仍在精神病院等待救赎？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正如网友所说，人一旦“被精神病”，他说的任何话都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对其进行电击、捆绑都是“治疗”措施，而不能看作是“迫害”。精神病医院实质上就是另类监狱。
以人为本，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大力提倡的，当权力可以随意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限制自由，还谈什么以人为本，更不要说尊严。当务之急是国家如何救赎这些“被精神病的人”，用什么来遏制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

夜里行舟

真他妈混蛋！

顶叶纸虎啸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