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向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

逍遥者

教师，需要时代敏感


来源:哈师大附中 作者:刘大伟 上传人aklet 发布日期:2011-01-10

教师，需要时代敏感
    身为教师，需要时代的敏感，需要不断自我追问：我们正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该为这样的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
    1、“新经济”的诞生
人类社会权力的更替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第二次是以财富为基础的；第三次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的经济也经历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农业经济，第二种是工业经济，第三种是知识经济。
    对知识经济是我们的提法，美国人或是世界上比较公认的是“新经济”。这个名词的产生大体是这样的。自从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走出谷底，到现在已经持续增长近二十年了。联邦财政赤字1992年是2904亿美元，2005年盈余达创记录的2370亿美元，大体上是由黑字到赤字倒了过来。每年的年增长率大约4%左右，通货膨胀率在于2%左右。美国的《Business Week》发表文章称“美国进入了New Economy（新经济）时代。美国人把这称为hard poower（硬实力）。
    在新经济中，经济领域的竞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谁培养出对自己有坚定信念，并有竞争意识和能力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取胜。在农业社会里，少数人依靠对土地的控制获取巨额财富；工业经济时代，除了对土地、劳力的控制外，还依靠自然资源、运输工业等积累财富，从而出现了一批全球首富，如石油大王，汽车大王，船王等。而知识经济造就了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他是今天知识经济开发形成的标志，到2006，他所持有的微软公司股票总值已达到1000亿美元。他每天早晨醒来，都知道自己的户头上又增加了4000万美元，平均每秒钟就净增财富475美元，他的公司员工不到两万人，却已有3千多人是百万富翁。他没有数不清的厂房，而是有世界一流的知识，知识已经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再举一个中国人的例子。过去外地人和我们自己都曾经担心，中国十二亿人靠什么来养活，象当年二三百斤一亩的稻产量，显然是做不到了。但我国的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使亩产上千斤，其水稻品牌价值为1000亿人民币。当年总理特批给袁隆平的1000万人币科研经费，与此相比就显示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现代教育要求我们反思两个问题，即知识问题和人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倡导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等等，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2、科教、文化的挑战日趋白热化
    现代化不只是指经济上的，还包括了“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的成分，美国人称之为Soft power。而在这方面，我们同样面临着挑战。
    首先，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中，中国文化产业还处于劣势，特别是与美国相比，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刚刚转入市场经济。以电影业为例，直到1993年广电部才发文件，中国决定把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引入电影的发行体系中。所以，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新兴的。我国文化产业缺少现代经营理念和手段，竞争机制相对较差。相对于美国这样的文化大国，它有自己的优势。例如美国电影《阿凡达》去年在中国风行了一阵，它的生产费用是2、5亿美元，是一笔非常大的投资，但目前票房收已经超过18亿美元，在中国门票最高卖到100——80元一张。中国加入WTO后，允许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影将由目前每年的10部，增加到20部，在将来会达到40部，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美国的文化产品将会占领中国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
其次是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分化和西化危险。最近，一位英国学者写了一本书《文化的冲突》，认为目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冲突，归根到底是文明的冲突，如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国的使馆被炸、911事件、中东局势等，都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中美两国的冲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历数了美国在朝鲜、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后说，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的代价会更高，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所以，他主张通过与前苏联的广播文化交流项目影响苏联，通过卫星电视、信息技术对苏联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后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为他的观点作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我觉得1989年邓小平说得很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一个冷战开始了”，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和平演变。前不久，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奈依提出了“文化是一种软权力”的观点，即利用信息技术宣传西方的文明、文化、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以形成一种席卷整个世界的冲击波。
    3、相对落后的经济现状
    90年代未，全世界城市人口数为45、5%，1999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为30、4%，相差近1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还达到中期阶段时，我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初期阶段，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协调。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为城里人生产的，我国有3亿4千万个家庭，其中2亿3千万为农户。以家电为例，我国年产冰箱子1200万台，还卖不出去。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经济总量目前居世界第六位，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一些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但这只是从纵向上看的。从横向上年，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在人均GDP接近2400美元左右，比起美国人均GDP是4万多美元还相差甚远，。我国地大物博，但从人均的角度一看，就太少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代表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有两种产品，一种是钢铁，另一种是亿烯。我国号称是钢铁大国，年产量已经突破1亿吨，但人均只有70吨，世界人均钢产量是500吨，是我国的7倍；亿烯我国人均2、5公斤，世界人均是13公斤，是我们的5、2倍。住房世界人均是40米，我国是8米多。
    4、人才的竞争白热化
    一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在教育上，我们认为我们比他们先进十到十五年，虽然他们不承认。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优势，在国际机构里，我们与印度的比是100：1，失去了很多机会；另外，他们的软件行业仅次于美国，年产值40亿美元，我们只有1亿，差距不言自明。
二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素质要能够适应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要适应世界上这个专业的竞争需要。比如，会计师，我们培养了很多，但真正懂国际财务结算的奇缺，所以我们成立了国家财务学院，就是面向世界的需要；再如，金融，我们的银行里人很多，但懂得国际金融的人非常少。过去，我们的银行是政府的出纳，甚至没有走到商业运行的水平。
    911事件，驾驶波音飞机撞世贸大厦，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撞一根火柴；基因武器如果生产出来，可以随时灭绝一个种族，对其它民族无害。
    在美国，2001——2003年人才引进的名额由目前每年11、5万增加到20 万，同时撤消外国技术人才到美国必须的签证限制。
    德国总理3月5日宣布从国外招聘技 术人才新策，5月31日内阁通过。
    芬兰对掌握高科技高收入的外国人征税的最高税率为当地人的10%
   日本计划采取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的人员总数在未来今后几年达到30%（现在不到10%）。
    2010年美国发放的签证11、5万科技人才印度占46%。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40万学成回国的不足30%，出国人员带走2000亿人民币。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3400亿人民币，基础教育2200亿，1100亿在城市，1100亿在农村,上海最高生均2260元，普通农村生均216元，办学经费非常紧张。
    5、中国进入“后GDP时代”
    前不久，《纽约时报》曾针对中国的两会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进入后GDP时代》。大家知道，GDP 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有三个盲区，一是GDP的高增长不一定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二是GDP增长的成果如果不能较公正地分配，会激化社会矛盾；三是GDP的取得，不反映所消耗掉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影响。
举两个例子：据统计，深圳市去年经济总量突破4000亿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800美元，提前达到目标。按照深圳市原先的构想，估计到2020年，人均GDP才能达到这个数。但是，深圳速度带来了发展的烦恼。用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说，过去，深圳走的是粗放发展之路，到今天，无论土地、人口、能源与资源、生态环境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今天，深圳要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转变，不再看重单纯的GDP排名，而是更加看重发展的效益指标。
    美国人把hard power 和Soft power的结合称为smart power,（巧实力）即所有处理问题的工具——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要选择正确的工具，或者工具组合。” “巧实力”、“灵巧力”、“明智力”、“巧劲”、“精明实力”、“智慧实力”、“战略实力”。 如何强化硬实力，修炼软实力，施展巧实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6、我国进入向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
《纽约时报》：“中国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已开始在小心翼翼地涉入向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突破突破一千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有一组数字让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过去二十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民众来信来访上升了近五百倍。这一惊人的增长速度折射出在基层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和谐因素。这些因素在“三农”问题、拆迁问题、失业问题、治安问题、公民权利保障问题等方面都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