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死儿童生前合影 从干沟苗寨(即擦枪岩村团结组)通往村委会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步行需要一小时的土公路，一条是必须翻越乱石、密林的山路。山路路程短，却险峻难行。 从擦枪岩村通往海子街镇的盘山公路，则是九曲十八弯，车行还需三小时。而从海子街镇到毕节市区的路，也有13公里。 这条曲折的路，5个10岁上下的孩子走过多回。2012年11月5日(一说是10月底)，他们相伴着走出山寨，从此再没回来。十多天后，一个寒冷的雨夜，他们并排躺进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楼下空置的垃圾箱内，终结了流浪的童年。 恸哭 “养不教，父之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陶进才完全不像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老农。 12月20日的下午，浓雾笼罩的山野，能见度不足五十米。陶进才只身一人在半山腰犁地，面对一批接一批地翻山越岭来寻访的记者，这位56岁的汉子终于失声痛哭。两天前，噩耗传回苗寨，陶进才白天进山犁地，晚上割草喂猪，直至失眠的深夜，才起身独自到牛棚里寻找5个侄儿的身影。 陶家五兄弟中，陶进才排行第一。遇难的侄儿中，13岁的陶中林是老二陶进友的儿子；12岁的陶中金(陶中井)和11岁的陶中红是老四陶学元的孩子，12岁的陶冲、9岁的陶波的父亲是老五陶元伍。 作为大伯父，陶进才知道孩子们在家挨打挨骂时，常常躲进牛棚——去年夏天，陶中林离家出走，在海子街镇上流浪一个星期，被老二陶进友追回家“捆绳子”，遭一顿暴打之后，就睡在了牛棚里。陶进才没有料到，5个孩子会在一夜之间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死在了一起。毕节官方的通报称，他们死于“意外”，是在垃圾箱内生火致中毒死亡。 离家 背靠深山，人多地少，使擦枪岩成为海子街镇最贫困的乡村，而苗寨则是全镇最穷的村组。村干部说，人均年收入不足1500元，年轻人基本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为了省下一点车费，陶家两兄弟学元、元伍2012年春节前就南下深圳“找钱”，陶学元还带上了老婆和几个年长的孩子。留在家的陶中井、陶中红和陶冲、陶波，很快陷入困境。“长到十岁，就要拉扯弟弟妹妹了。”陶进才说，陶家大人们经常两三个月才寄一次钱回家，一次两三百，根本不够吃。五个孩子平时的伙食，就是稀饭和盐巴。 “吃不饱，更不谈上学了。”陶进才说，五个孩子中，三个是“黑户”，念了几天书，就被老师撵回家了。辍学的孩子们经常结伴去苞谷地里掰玉米、抠土豆，邻居们找上门，陶进才也无奈，“二三十个孩子，我自己还有七个孙子，实在管不过来。” 远在外地“拾荒”的父母也极少过问孩子的事，陶元伍干脆从不打电话。失去管教的孩子，像断线的风筝，循着父母的脚步，开始四处流浪。2011年年底，陶冲和几个孩子就出现在毕节市区的各个角落。 直至今年11月5日(一说10月底)，在家务农的老二陶进友喊儿子陶中林去地里割猪草，陶中林提起裤子，一溜烟跑了。不一会儿，邻居就看见5个孩子沿着那条险峻的山路翻出山寨，走向了人生最后的驿站。 流浪 郝行(化名)是陶家孩子流浪生涯的最初见证者之一，或许，也是他们留在人世间最温暖的回忆。如果上天能给他们的相遇相交再长一点时间，悲剧很可能逆转。 2011年12月27日深夜，毕节市区双井寺车站附近，匆忙回家的郝行，看到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围在一家餐馆门外的火炉边烤火，其中一个身着一件单衣，“拉链烂了，露着胸口。”严冬的季节，夜不归宿的孩子瞬间勾起了他十几年前的回忆——1998年前后，15岁的郝行为了学武，毅然离开了贫寒的老家，在河南少林寺外流浪多月，终获善人相助，渐渐走向了自强的人生。 郝行走过去，问了一句“冷吗？” 孩子回答：不冷，有点饿。 郝行把他们带进一家面馆，给了一人一大碗热面。交谈中，孩子自称是毕节市大方县人，父母离婚，父亲出去打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整天放牛，没吃的没用的，父母也不给钱。 15岁起离家流浪、备尝人世艰辛的郝行，在28日的凌晨1点，送两个孩子“回家”。那是毕节南关桥附近的街道上一处与变压器箱相连的封闭“小屋”，不足两平方米，一床破旧的被褥下曾挤过6个流浪小孩。其中之一，正是陶元伍的儿子陶冲。 “前几天太冷，几个小孩子用捡到的汽油烧火烤，陶冲的脸和腿都被烧伤。”郝行指着他当晚拍下的照片，回忆说，他当时掏出20元钱，让陶冲买点药。陶冲回答：不用买药了，腿坏了，这两天出不去了，要不了钱，这钱留着吃饭。 此后的十多天里，郝行几乎每天都去“小屋”，嘱咐孩子们“饿了不要去偷”。某一个晚上，腿被烧伤的陶冲独自睡在“小屋”里，对郝行说：小伙伴们嫌 “小屋”太小，要让给“病人”，就去城里的电视塔下睡觉了。 以前，他们还睡过商场的地下通道，后来被捡废品的大人抢走了地盘。“我现在小，过几年就可以出去打工了，我也想读书，但是家里没人管我，我就不读了。”陶冲说。 救助 郝行下决心像当年自己遇到的“善人”一样，救助这些孩子，直到他们成年。他把自己每天去“小屋”看孩子的照片发布在网络上，呼吁人们帮助他建立一个“流浪儿童之家”，他甚至说通了毕节一家私立学校的校长，减半收取学费，让这些孩子读书。 “小一点的孩子上学，大一点的我带着，教他们手艺。”爱心终于得到了回应，郝行的举动不但触动了当地不少网民，还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当地一家报纸连续发出四篇系列报道，陶冲等6名流浪儿童的生存现状引发了空前的关注。 此时，民政部门坐不住了。2012年1月12日，民政局将6名流浪儿童全部找到。民政局领导还亲自打电话请郝行前去看望，告诉他，孩子们“理了发、洗了澡，都安顿好了，正在联系家人”。 郝行没料到，没过多久，他在街上又遇到和陶冲一起流浪的儿童，说是呆在民政局安置点里“没有自由，上厕所都要按时”，于是，砸坏窗户、撬开门锁逃了出来。“我觉得民政局肯定有责任，为什么要撬开门锁跑呢？肯定是感觉不到温暖。” 死亡 又一个冬天来临，陶冲和他的4个兄弟在饥寒中结束了流浪的童年。 11月19日晚，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门面房老板李起国，在陶冲兄弟5人遇难的地方久久徘徊。3天前，他们亲眼看见孩子们的遗体被拖车运走。“不是殡仪馆的灵车，是拖垃圾的车拖走的，把垃圾箱的盖子一盖，直接就拉走了。” 李起国说，那一刻，他觉得，孩子的遗体被当做了垃圾。 李起国回忆，出事的垃圾箱是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半个多月前新购置的，还没来得及分发到各个街道，孩子们差不多也是同时来到附近落脚的，他们白天出门乞讨，晚上回到办事处楼下的工地围墙内烤火过夜。 街道上的小摊主和门面房老板都对他们留下了印象，但是，街道办却否认见过他们。“谁管这事？也没人问，也没人管。我看着很可怜，还想过收养其中一个孩子，但一想他们都太大了。” 李起国说。 物是人非，3天后，又一个细雨纷纷的夜晚，垃圾桶正对着的工地，一段被熏黑的围墙下，仍散落着一副羽毛球拍、几块木质三合板，这是孩子们留下的全部痕迹。 “他们有坏习惯但聪明善良” “他们有坏习惯，这是没办法的。你说不讲卫生，他们能讲卫生吗？还有抽烟、偷东西、砸坏民政局的门窗，这是在流浪的环境中养成的，但是他们的天性不坏。其实他们很坚强、很聪明，还很善良。” 早报记者 鲍志恒 发自贵州毕节 郝行(化名)是陶家孩子流浪生涯的最初见证者之一。2011年12月27日深夜，在贵州毕节市双井寺车站附近，匆忙回家的郝行，第一次遇见流浪儿陶冲和另外一个孩子。 15岁起离家流浪、备尝人世艰辛的郝行，在28日的凌晨1点送两个孩子“回家”。此后的十多天里，郝行几乎每天都去“小屋”看望流浪儿，并试图帮助他们。 5名流浪儿意外死亡后，郝行去了殡仪馆，在离开时，他不禁泪流满面。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郝行一直很后悔没能给流浪儿提供更多的帮助。 后悔没把他们接出来 东方早报：很多人遇到流浪儿童，最多会给些施舍，或者干脆离开，你怎么会这样执着？ 郝行：其实这是大事，但很多人比较麻木，看不到要害。因为小孩子在外面流浪，没吃的没住的，冻死饿死都是可能的。我以前在河南的时候，曾四五天没吃过饭。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况。 东方早报：你觉得陶冲这些孩子身上有你当年的影子？ 郝行：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我当年的影子，他们出事以后，我一直平静不了。我当时还找了本地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问他能不能接纳这些流浪的孩子，校长答应两个孩子收一个的学费。我当时想：小些的孩子可以安排他们去读书，大些的孩子可以教他们手艺。只要过几年，他们就能打工挣钱、自食其力了。但这个想法最后没有得到实现，孩子们就被民政局找到接走了……(沉默) 东方早报：你跟他们感情很深。 郝行：每一次见他们，他们都会跳起来叫“哥哥又来了”。然后我一人给20元钱。有时候下雨天就多给10元，我跟他们说，不要出去偷人家的东西。等过一阵子，我给你们安排个好地方。他们也很高兴…… 听到他们出事后，我去了殡仪馆，离开的那一瞬，我放声大哭。他们以为我是在演戏，其实我是真的情到深处。 东方早报：所以觉得自己应该帮他们一把？ 郝行：……(沉默，拭泪) 我觉得很内疚，对不起他们。当时如果我就把他们偷偷接过来，可能也没事。 “他们很聪明很善良” 东方早报：你到民政局去看过他们几次？ 郝行：就那一次，他们局长叫我过去的。去了以后，他们说都安排好了，会叫孩子的大人来接。我当时想，既然都安排好了，父母接他们走，那根本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后来又发现他们跑出来了，治标没治本。 东方早报：他们经常从民政局跑出来？ 郝行：我知道有两个孩子跑出来好几次。他们怎么会撬开门锁跑呢？肯定是(在里面)没有关爱，感觉不到温暖。我那时候，只要谁给我一点点温暖，我永生难忘。因为在人最需要温暖时，一点点东西都是最珍贵的。 东方早报：他们性格怎么样？ 郝行：他们有坏习惯，这是没办法的。你说不讲卫生，他们能讲卫生吗？还有抽烟、偷东西、砸坏民政局的门窗，这是在流浪的环境中养成的，但是他们的天性不坏。 其实他们很坚强、很聪明，还很善良。陶冲的脚被烧伤，动不了，其他几个孩子就把自己要来的钱，两元、三元凑起来，买东西给他吃……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梦” 东方早报：能聊聊你的经历吗？ 郝行：每个人的童年都有梦。我小时候特别想学武，本来是在读中专，但家里条件差，也受人欺负，所以想挣点钱就去学武。我曾去广东打过工，一个月才挣几十、一百元钱，后来干脆花了176元车费，跑到少林寺去碰运气。 我先是在少林寺门外流浪了一个月，靠捡垃圾维生。后来去了少林寺的二祖庵拜了史德龙师傅，跟他学了两个月。后来师傅身体不行，去治病了，其他人不承认我是学徒，我只好继续流浪。这时幸亏遇到从香港来的英籍华人黄比立先生，他也在少林寺习武，同时在少林寺附近创办了一个“流浪儿之家”，收养了20至40多个流浪儿。 后来经过黄师傅的介绍，我进少林寺拜了师傅开始学武。2003年又到深圳去做了一年的武术教练。2004年我开始学做广告装饰，渐渐走上自立的道路。 东方早报：进了这个“流浪儿之家”，对你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 郝行：我不说是“流浪儿之家”救了我的命，但起码它圆了我很多梦。我能有今天，是得到它很多的启示。所以我遇到陶冲他们几个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黄师傅建的“流浪儿之家”没有花很多钱，也没有给我们很多实际的好处，但黄师傅的善举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流浪儿之家”出来的师兄弟，没有一个做坏事的，都很上进。现在每个人都发展得不错，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现在还互相联系。 东方早报：“流浪儿之家”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你们呆得住？ 郝行：那里面提供吃住，还免费习武。还有些流浪的大人，如果不是习武的，也可以短住。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练武。大家都是想练武的人，有一个免费提供吃住，还免费教你习武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珍惜，也很能吃苦。 东方早报：在流浪时，你没找过民政部门吗？ 郝行：我去找过河南登封的民政局，当时他们给了我20元钱，说你自己想办法，让家里人来接，“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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