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再次崛起如何影响中国战略

千山

俄罗斯帝国再次崛起如何影响中国战略

那小兵：莫洛夫，您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普京总统如何与苏联旧制度接轨的文章，其中也谈到了普京制度创新的战略思想，这与刘亚洲将军《甲午国殇》有些类似，不过是以苏联和新俄罗斯模式转换为历史背景的。您也是蒙满历史专家，您可以自由发挥谈谈吗？

莫洛夫：我读了您转给我的《甲午国殇》，的确十分佩服刘将军的才华与深刻，也读了恩格尔的解读，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些概念。首先，自甲午战争起，中国面临的最强大竞争对手不但有日本，而且还有俄国。甲午战争是中国的历史教训，日俄战争则是对俄国的最关键历史教训之一，可以说，中俄两个帝国都因为日本的崛起而衰落，也都因此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彼此更有可比性和参照性。当时，这两个帝国都面临着巨大民粹主义爆发，帝国崩裂，最后都被集权体制替代，回归到“没有皇帝的帝国”之中。沙俄无法容纳新的宪政官僚制度，清帝国无法接受汉人统治，沙皇和清皇都是殖民主义角色，这都是无法逆转的，不必去纠结。斯大林是典型的新沙皇，他富于战略思想和铁腕统治，很快扭转了苏联发展劣势，后来二战中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思想制高点，如刘将军所言，红军是有思想的，但苏联没能解决一个最基本问题---苏联人无法成为真正的国民，他们始终是集权的“生产力分子”。这导致了苏联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垄断性和盲目性，一毁俱毁，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发展悖论----强大的苏联导致了脆弱的苏联。中国领导人依然从“强大不强大”角度理解苏联崩溃，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苏联崩溃是因为不够强大。我认为，中国思维不可能超越苏联思维去理解苏联崩溃。庆幸的是，中国依然是个农耕文化国家，她的领袖无法回到清朝鞑靼皇帝的帝国野心程度，也无法回到斯大林苏联那种高度的计划经济垄断体制，这反而给中国社会发展更多的灵活性。从孙中山到当今，中国依然是个“找活干的农民工”角色，一方面要找到自己的国际地位，二方面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这种角色模糊性导致中国模式的多变性和松弛性，这恰恰是“中国特色”，从另个角度看，它在历史通道中是中国的一种有利资产，因为车子慢不容易翻车。如今中国人对于普京感到羡慕，可以理解。普京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宪政制度树立了新俄罗斯国民精神，这种精神在乌克兰事件中充分体现，随着这种趋势发展，最近普京签订新法，让更多少数民族融入俄罗斯民族，把这种新俄罗斯精神扩大到苏联版图的各个地方，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西方也无法找到充分理由反攻。你想想，中国有可能宣布给马来西亚等国华侨中国国籍吗？不能，因为中国国民至今没有宪政权力这个制高点，对其他地区华侨没有吸引力，中国也没有这种需要。

那小兵：您认为普京的新发展战略有哪些值得中国学习的？

莫洛夫：可以说，普京的战略也是“新沙皇”战略，经济寡头取代了过去的贵族集团，普京更容易用法律加以限制和操控，相比之下，中国的“寡头”都是地方和部委诸侯，土生土长，根深蒂固，他们是地方和部门势力，这是一种与中央争权的格局，宪政制度下会导致分权，这意味集权分裂。俄国寡头们不像旧贵族各守分封，而是相互竞争，他们更依赖普京的平衡作用，而普京掌握了最终释法权，这种权力来自宪政，寡头无法抗拒。普京对于反贪与治贪有独特见解：贪腐是制度性的，无可避免的，但反贪也是制度性的，可以利用的。俄国历史与中国类似，也是在无数波动中前进的，统治者要学会利用这种波动，甚至制造某些波动，以此防止或推延革命，普京用宪政名义实施了这种主动性变局，克里米亚是成功例子。借用恩格尔的“奴才”概念，我给个结论：中国利益集团是奴才，俄国寡头则是新贵族，奴才无法成为国民，但寡头可以是国民领袖，这注定了中俄走上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回答了刘将军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中俄之间为何存在这种差异，我给的理由是俄国经历了理性启蒙阶段，而中国依然是农耕文明阶段，俄国GDP是国民精神层面的，而中国GDP是房地产层面的。比如，习主席已经反复强调自己是“黄土地的儿子”，而普京强调自己是普通俄罗斯公民，这其中表露两国历史进程差异。我认为，中国更应当参考墨西哥的模式，两者共性更多。中共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是统治历史最长的，面对的问题也更类似。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制度，一个成功的统治集团必须找到最适合自己利益的发展模式，否则等于自杀，这是真正的历史教训。

那小兵：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中国可以如何借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经验教训吗？

莫洛夫：从1929年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长达71年之久。革命制度党曾带领墨 西哥人民创造了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腾飞的“墨西哥奇迹”。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制度党的民众支持率一路走低，终于在2000年的总统 大选中败北，丧失政权。中国没有普选制度，但依然可以借鉴几点。一是要防止指导思想混乱。农民革命 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墨西哥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主义与主权”、“自由与民主”及“正义与社会公正”，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 由、平等”的社会。20 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制度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 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了党的团结，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然而，自1982年德拉马德里总统执政以后，革命制度党逐渐地背离了 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特别是1988年上台的萨利纳斯总统公开地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转而以“社会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谓“社会自由主义” 实质上就是当时欧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它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容易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无论是萨利纳斯还是塞迪略，推行的政策都奉行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中国农耕文化就是“奴才”（依附性官本位文化）文化，一旦农民有了选举权，民粹主义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造成国家发展崩溃，自由主义在农耕文化中更可能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崩塌。据官方统计，到20世纪末，墨西哥全国9700万人口中有 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2700万人为赤贫，相反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80%的财富，最富有的300个家族拥有全国50%的财富。 总之，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改革政策严重地损害了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动摇了党赖以执政的群众基础。

我认为，第二是要坚持“养贪与反贪并进”，这个说法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在中国自古帝皇都习惯使用“戴罪立功”方式用人，没罪的不受重用，因为没有小辫子被皇帝抓住手里让皇帝不放心。中国当年的高薪养廉就是“养贪”，不必忌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经之路。一方面要鼓励“奴才”进取，思想力量没有用了，只有物质刺激，否则国家无法发展，而反贪就是用惩罚贪官稳定民心，把贪官人头当成一种资源来用，“奴才”脑袋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要掌握好分寸进度，最高领导有人当白脸，有人当黑脸，以此维护统一领导权，这也正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经验。我们再看墨西哥的例子就明白了。虽然是个宪政制度下的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上至总统及其亲属、内阁部长、 州长、副总检察长等政府要员，下及政府一般公务员都依仗权势，谋取私利。1995年前总统萨利纳斯的哥哥劳尔·萨利纳斯因涉嫌贩毒和非法致富被捕入狱，据称其聚敛的财富高达数十亿美元。与此案有牵连的前 总统萨利纳斯自1995年起一直流亡国外。2000年6 月，正当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曾任革命制度党财务书记、先后任联邦区长官和旅游部长的比利亚雷亚尔因涉嫌贪污4.2亿比索而畏罪逃往国外。革命制度党原本由各地方党派统合而成，党内派系斗争由来已久。1994年，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马谢乌因派系斗争先后 被暗杀，党内开始四分五裂。在2000年大选中，参加党内总统候选人预选的马德拉索、巴莱特和拉瓦斯蒂达等人自立门户，互相倾轧，直接导致了拉瓦斯蒂达的败选。尽管革命制度党2012年成功当选执政党，但墨西哥深重的腐败问题已经无法控制了。中国应当学会理解：养贪是制度性的，反贪是工具性的；“奴才”是文化性的，自由是学术性的，不求称霸，但求不亡。不要把改革想成是线性发展的，绝对不是的，中国不能搞超社会文化发展层次的改革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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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度党原本由各地方党派统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