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梵蒂冈交往 可否效仿“越南模式”？

逍遥者

2013年3月，当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们经过五轮投票，最终选择南美人方济各，担任新一任罗马天主教皇时，或许没有人意识到，梵蒂冈外交的春天随之到来了。其中的重要一个表征就是，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

方济各和中国的互动，几乎在他上任后立刻就展开了。他表现出了比前任教皇更加大胆的举动。

今年3月方济各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公开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正接近中国”。他说去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曾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意大利媒体引述方济各的原话是：“习近平主席晚我3天当选；他当选时，我寄了封信给他，他给我回信了。我们确实和中国有些联系。我十分热爱这个伟大的民族。”

尽管这件事反映出的双方互动只是礼节性的，但象征意义却不能小觑。

4月中国雅安地震，方济各公开为雅安祈福；刚刚发生的鲁甸地震，教皇依然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思。这一切都成了中梵关系转暖的标志。

这次教皇到韩国参加庆典活动前，公开透露获得中国许可将飞越中国领空，并在63年来首次对中国领导人发电致谢。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梵蒂冈方面利用媒体的传播力，进一步“拉近”对华关系的宣示。而中方同意教皇飞机过境，其实也是双方1年来直接或者间接沟通，取得成效的自然结果。

但制约中梵进一步走近的难题依然众多，比如主教任命权、梵蒂冈与台湾政治宗教关系等最为棘手，短期内很难看到解决的希望。

1951年梵蒂冈和台湾建交后，中国大陆与其关系一直处在冰点，大陆的天主教会从1958年后称为天主教爱国会，跟梵蒂冈正式脱离了从属关系，独立行使主教任命权，实际上并不受教皇约束；而在梵蒂冈看来，全球主教都要教皇来行使宗教权利加以任命册封才算合法。这也是导致中国和梵蒂冈60多年来没有外交关系的重要“绊脚石”

因而，在双方互不承认的背景下的这次教皇专机“飞近”中国一事，在中国和西方宗教界关系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极具标志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笔者了解发现，此前教皇专机曾有两次希望“飞越”中国领空，都碰了钉子。一次是1984年时任教皇的保罗二世首次出访韩国，连向中国请求飞越领空也没有获准，保罗二世转而求助苏联，苏联人也表示拒绝。无奈，保罗二世的专机最终选择取道遥远的北极，中途停留美国阿拉斯加，再折回太平洋，航行了1天多才进入韩国。

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尽管政治关系冷淡，但对西方宗教的影响却不约而同地保持了一贯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当时冷战加剧的历史大背景有关。

5年后的1989年，保罗二世再次应约到韩国参加活动，依然向中国提出飞越领空的要求，中国再度回绝。教皇转向苏联时却获得了允许。专机在苏联领空飞越了7个小时之久。按照惯例，保罗二世向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了祝福电报，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表达了祝愿之情。当时此事在苏联媒体也炒得火热，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很快破冰。戈尔巴乔夫和保罗二世2个月后就举行了首次公开会晤。

方济各是否想复制保罗二世的模式不得而知，但从种种迹象来看，中国领导人尽管对教皇礼遇有加，但完全并没有马上举行高层会晤的迹象。

笔者曾与长期关注中国宗教发展的专家进行过交流，综合专家的看法以及对事件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教皇和中国最近互动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梵蒂冈角度而言，教皇愿意看到更多中国人成为教徒，把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当做“宗教的新边疆”；从中国方面而言，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宗教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需要正视在西方社会有着巨大影响的梵蒂冈。

其实在习近平领导班子之前，中国官方和梵蒂冈之间就进行着试探性沟通，主要谈及的就是任命主教的问题和建交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沟通尚且没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

但是沟通在2010年12月出现了中断，原因是梵蒂冈突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举行，并指出政府认可的主教团和爱国会“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中心意思就是不承认中国自己任命的主教。作为回应，中国宣布双方中断接触。至今尚未见到双方恢复正式接触的报道。

最近，梵蒂冈方面曾透露，2013年初方济各和习近平在上任后互致信函一事，给中梵之间恢复接触提供了契机，双方4年来的首次对话成行的条件逐步具备。

一位不具名的专家曾对比记者介绍，越南对天主教的开放态度，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未来和梵蒂冈进行“宗教外交”的一个借鉴。

与中国类似，越南和梵蒂冈之间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面临着与中梵关系相同的情况——任命主教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但是与中国至今没有与梵蒂冈的高层官方往来不同，同为社会主义兄弟的越南，在对待梵蒂冈的问题上显得非常积极。早在几年前越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都曾和教皇面对面交流。更为开放的信号出现在2013年，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就曾经历史性的访问了梵蒂冈，并和方济各的前任本笃十六世教皇举行了1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的内容当然不得而知，但是西方媒体称，阮富仲“寻找在不排斥共产党领导和更加开放的宗教社会之间的平衡”。

越南和梵蒂冈的交流，被一些国际学者称为“越南模式”，即越南把主教候选人名单交给梵蒂冈，由梵蒂冈选择，此后必须经过越南政府确认，最终由教皇宣布任命。虽然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否认，这打开了双方对话的大门。

有专家对笔者坦言，“越南模式”可能是未来中国和梵蒂冈交往的一个选项，但中国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和社会收益，如果“越南模式”增加了中国的管理成本和风险的话，就不可能很快采取。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的实际人数与官方公布的4000多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或许就存在这些“差额”中。

中国始终警惕西方利用宗教干涉内政，西方也确实这么做了。目前包括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在提及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时，都会把其与宗教问题捆绑在一起。或许西方并不认为这是故意给中国难堪，但中国的国际形象确实由此变差是一个现实，进而多少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外部拓展也让中国有些被动。

不过在笔者看来，由于梵蒂冈在西方有着巨大影响，中国如果和梵蒂冈在官方接触上有了突破，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必然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外国宗教界影响政界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或许也将成为中国对西方宗教逐步开放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不仅针对罗马教皇互动并释放善意；对其他西方宗教，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展现出了开放和包容的一面。这为中国宗教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同样是在2013年初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访问北京，习近平亲自接见。这是数十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与俄罗斯的“教皇”主动握手，象征意义也颇为明显。中国官方对东正教高级教务人员的接触模式，不排除未来会复制到中梵关系中。

至于中梵关系，能否在教皇于中国领空向习近平发电?的事件中得到升华，还需要关注习近平会做出何种答复以及双方就关键问题的立场能否逐步弥合。但无论如何，教皇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也注意到，韩国之所以总是成为教皇的目的地，是因为韩国的基督教信仰者非常多，几乎是亚洲最重要的一个“传教基地”。这次方济各在韩国参加亚洲天主教徒青年大会期间，要逗留5天之久，确实还有机会向中国释放信息，以便进一步促进中国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

西方媒体报道说，有中国的天主教徒也会到韩国参加活动，方济各或与其接触，而8月18日活动最后一天的弥撒讲话中，方济各很可能会提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