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坐牢的官员真正坐牢

逍遥者

据媒体报道，2014年以来，山东省多个保外就医的罪犯被收监执行，其中包括已保外就医8年的前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和已保外就医4年的前潍坊监狱监狱长邵宗水。报道称“多个”，且之前媒体舆论并没有针对胡建学、邵宗水的热议，似乎山东省此次属于非受舆论压力的主动的严格司法行动。

今年3月20日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至现在已经将近半年，全国各地多有将监外执行的罪犯重新收监的行动发生。该项检察活动主要针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除职务犯罪犯罪人一定是官员外，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也属于跟权力相关的犯罪，显然，该项检察活动有着严格对官员刑罚执行的目的。山东省此次行动应该属于该项检察活动的范围。

官员服刑是否严格，涉及司法公正的起码底线和良心。当官员已经被判决收监，还不能令其规规矩矩蹲牢，整个司法体系的社会公正性就会处于崩塌状态，司法也难有良心可言。

从社会阶层比较而言，官员阶层最具有干涉和破坏司法公正的能力和资源，对官员具有查处难、判刑难的问题。对官员查处难自古莫不如此，就当下而言，如果不难，就不需要中央巡视组了。2003年就成立了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巡视组，2009年后更名为中央巡视组，然而真正有长足的成效只是这两年的事情。可见，即使有中央巡视组，对官员的查处也还是非常困难。

对官员犯罪事实给予查证后，判刑也并不容易。上世纪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话，不用看身份，只要看数字即可，判决比较简单，一律死刑，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司法实践开始立场松动，从死立决向死缓退，继而从死缓向有期徒刑退。比如胡建学1996年判决时尽管刑法并未变化，他受贿案值61.6万元可以枪毙6次，但被判了死刑缓期二年。如果早10年在1986年，以他可以枪毙6次的案值，根本不可能被判决死缓。1997年《刑法》修订后，贪污受贿10万元的刑期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只有“情节特别严重”才会被判死刑。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情节特别严重”？于是一片混乱，经济犯罪不是按照严格的罪案数字统一量刑，而成了司法人员和实质决定判决的官员们情绪性主观意志的体现，放眼全国、历年的判决，可谓真正是五彩缤纷。总体来说，即使对官员的所谓严惩，比较10万元重刑基数，判决也不过是呈现出了越来越给予原谅的态势。

好不容易把官员请到了监狱里面，又面临着了减刑和监外执行两道坎。客观来说，就服刑期间的表现而言，官员的表现确实比其它阶层的人较好，加以官员中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较多，有些人还能为监狱带来经济效益，官员的减刑机会自然就较多。没有这些，非常规减刑的能力官员同样也比较强。既然如此，余刑总应该老老实实跟其它阶层的人一样服吧？未必。官员仍然有可能操纵司法的强大能力，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刑10年未坐一天牢”，便是典型例子。

3月20日专项检察活动截止5月底的公布情况，共清理摸查“三类罪犯”90925人，其中职务犯罪罪犯52819人、金融类罪犯25599人、涉黑类罪犯12507人，他们当中有23967人在社区矫正场所服刑，也即有26.1%的人获得了监外执行机会。换句话说，每4个官员及与权力相关的犯罪被判决人员中，就至少有一人不用在监狱里服刑；再具体一点来说，官员及与权力相关的犯罪者每4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可以得到轻刑化判决和保外就医等机会。这就是官员犯罪不用蹲牢、蹲牢也是意思意思的民间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