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讨厌跟官员同桌,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作为性格,话不投机半句多是能理解的,但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话语的割裂问题,这个朋友认为自己跟官员的政治立场不同,不愿意坐在一起,更不要说进行深入交流。这让我想起此前,也有自由派人士说,不愿意不跟司马南、孔庆东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网络上更是如此,上天涯论坛的人不会去强国论坛,凯迪网友也不会去乌有之乡。 这让我看到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话语的断裂和板结。时下中国有诸多话语系统,有官方的,底层的;有左派的,有右派的;有温和派,有激进派;有革命派,有改良派;有“理中客”,有行动派;有学院派,有民间派……,这些话语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话语生态。 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话语系统多元,生态丰富,这是好事情,总比只有一种话语系统要好很多。过去,所有的话语系统都被强行纳入到官方的、政治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独立的发声系统,稍不一样的发声会被视为“反动言论”,要么被迅速规训,要么被消声,国家不容许有其他杂声,如果说有,也肯定隶属于国家话语之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话语渐趋丰富,牢固一元的话语被多元取代,官方话语系统之外的话语系统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被规训,如果不触及红线,一般不会被强制消声。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麦克风,中国话语顿时如洪水开闸,一泄千里,自由言说难以阻挡。 然而,在众声喧哗之中,彼此也越来越滴水不进,有的人在讲“新语”,有的人还在讲“旧话”,即便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也有巨大的“代沟”。本来,从一元的话语中解放出来,彼此可以争鸣,可以对话,事实是,彼此不愿意争鸣,难以对话。因为争鸣或对话的前提是双方还没有把自己视为“宇宙真理”,凌架于对方之上,只是觉得自己有理,有对话的欲望。可是现在一些情况,是觉得自己经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缺乏对话的欲望,排斥与对立话语系统的交流,厌恶与对方坐在一张桌子上。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左右派不是经常有口水之争吗?其实仔细观察他们的争论,很多时候不是争论或交流,而是训诫,就像一个大人对孩子无可质疑的训话,只要求对方听从自己,不需要、不屑于听对方的反驳,从内心来说,是不把对方摆在和自己平等对话之上,而是一种俯视的姿态。左派经常这样对待右派,中派也经常对待左派,边界划得很清楚,立场分得很明白,话语也变得很板结。在“立场先行”的前提下,一事当前,大搞“两个凡是”,凡是自己反对的人在支持,就反对;凡是自己反对的人在反对,就支持。把本来不需要进行政治的、意识形态化的具体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方舟子和崔永元关于转基因的争论,跟随在两个辩论对手的后面,是大量的只讲立场,不讲道理的粉丝,他们习惯性地将争论换档升级,上升为政治立场的争论,方舟子代表美帝利益,崔永元代表中国民众利益,转基因本身的理论之争、技术之争、安全之争等变成了政治立场之争。而且,粉丝们比方舟子和崔永元更不需要讲道理,甚至也不听方、崔二人在说什么,重要的是站队,保持好阵形,准备好足够的唾沫来淹死对方。这就是中国话语断裂和板结的一个典型事例。 话语断裂和板结之后,看似中国话语系统多元丰富,但实际上争论交流变得更困难。本来丰富多元的话语系统可以形成百家争鸣,可以建设公共理性,有利于讲理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但是,话语系统的断裂、固化适得其反,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支持而支持,导致只有圈子没有是非,只有立场对峙、意识形态偏见,而没有真诚理性的问题探讨,人们经常没有办法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辩论问题,为了表立场而违心言说,真诚的讨论变得缺失,这实非社会之福。 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诸多不公平、无正义所积累导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公平、无正义的受害者,哪怕是“先富起来”的人,也仍然会遇到他所必须面对的不公平、无正义,不公平、无正义让整个社会被切割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充满敌意、分歧和不信任,难以形成共识,中国真的就像“一盘散沙”,甚至有时候连灾难也很难将国民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其实,一个国家有穷人富人、左派右派、学院民间、温和激进都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有了公平正义的“底盘”,作为公民和人彼此是平等而无区别的,就可以“君子和而不同”,就可以进行争论交流,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只要公平正义的缺失,中国人就会彼此撕裂,由此而生的话语系统的断裂和板结就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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