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豪”为什么“土”？

逍遥者

古代的“土豪”，指的是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个人。《全刘宋文》中出现过最早的文字记载：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

这些土豪大多来自从秦汉起传承下来的地方世族，经营了几百年，靠着积累的财富发家。后来，他们形成了乡绅阶层，在国家管理渗透不到乡村阶层的情况下，他们就充当着连接政府和乡民之间的中间角色。

按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吴理财的说法：“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

当然，和今天“每天都要在五万平米的床上醒来”的土豪一样，他们都很有钱，特别是有功名的乡绅，还可以免役免田赋。按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统计，清朝平均每个官员的年收入为5000多两银子，他们退职归乡时通常都不会空手而归，并购置大量田产坐收暴利。

古代乡绅作为地方权威，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是很高端的，所谓“绅为一邑之望”。他们会协助官府做一些与民同乐的事情，比如兴办书院，修桥铺路，维护治安，公断诉讼。

而乡绅要么是考取功名为官，退而为绅，要么本身就是诗书官宦之家，总而言之，基本上都得是读书人，他们在促进庙堂与乡村的人才、文化循环起着关键作用。

灾荒年代，乡绅的力量更是不可或缺，他们常常会组办一些育婴堂、栖流所、救生局之类的慈善机构。尤其到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家荒政的衰败，由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达到一个高峰。

科举废除和城市化，让土豪取代了乡绅

那么乡绅是如何变成“土豪劣绅”的呢？在清朝末期，乡绅的权力扶摇直上到顶峰，历史记载实业家张骞在家乡筹办丝织厂，就受到当地乡绅的大力阻挠。

在近代中国的激变之下，乡绅被很多人看不过去，被定义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1909年的《申报》就发表了《论绅权》一文，认为绅权之害有三：一阻教育之发达，一碍实业之发达，一遏自治之前途。

这时候的乡绅，已经不是当初那批人了。晚清受城市化和西学的影响，传统乡绅纷纷离开农村，变成城市中的新兴职业者。当时的学堂教职、报刊的编辑、记者等职业，都是读书人充任，他们原本都可能成为乡村的绅士。

那么土豪之位的继承者们又是怎样的货色呢？按史学家吴晗在《皇权与神权》中的说法：“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任滥竽者充数，绅士的人选品质自必随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渐动摇。”

乡绅的文化水平就是在这一刻开始拉低的。到了1905年的废科举设学堂，土豪中“土”的比例急剧增长。“绅出为官，官退为绅”的制度彻底中断，传统乡绅中优秀的新式知识学子只能滞留城市，重新学习谋生存。城乡差距也迅速增加，在乡村，公众影响和财富成为判断身份的标准，仕进之路既然绝迹，那么大家就都向钱看好了。

结果就是中国的乡村越来越固步自封，成为不了达官贵人的乡绅就退化成了土豪劣绅，大量没有道义责任的土地兼并和反对变革，已经成为了清末民初的乡村常态。在江苏，素有“江北多土豪，江南多劣绅”的说法。

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北伐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对农民宣言，号召农民打倒土豪劣绅。1932年，蒋介石任总司令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也颁布了《剿匪区内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再到后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几乎所有人都想将乡绅土豪除之而后快了。

现代中国正在土豪化？

当代语境下，土豪从一个很革命的政治符号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娱乐符号。他可以指网游中放肆挥金的人民币玩家，可以指穿金戴银手提LV包的搭配风格，也可以指闲着无聊搭飞机去伦敦喂鸽子的生活方式。

《小时代》里男主对女主的告白：“我喜欢你，又不是因为你从小就有奔驰接送而喜欢你，也不是因为你有名牌包而喜欢你，更不是因为你送我昂贵的靴子我才喜欢你。”正是人民群众对土豪认知的经典银幕体现。

土豪是个调侃词，象征着繁荣社会之下的大肆消费。南京大学英文系但汉松教授将“土豪”译作贝弗利山庄土包子（Beverly Hillbillies）。贝弗利山庄正是好莱坞富翁云集之地。

其实在经济腾飞的社会里，这一现象很常见。《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正是美国的“柯立芝繁荣”时期。那里面描绘的衣香鬓影的派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新贵富豪的奢华不输豪门望族，是在消费主义兴盛下美国的腾飞烙印。

按中国学者莫少群的说法，炫耀式消费、奢侈式消费是当代中国消费社会的一大特色，这种时髦大有蔓延之势。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初，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86亿美元，占全球25%，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二。这些消费者的原则是：花的不是钱，而是身份。

那么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土豪作朋友呢？按照2013年的胡润百富榜，他们爱住北上广，从事地产的比例最高。其实，这些人与我们日常社交中所谈的“土豪”并没有关系，即使只是拿着一部镶着金色边框的苹果手机，也可以被我们称作“土豪”。土豪不需要多有钱，只要比你有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