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济贫”帮不了穷人

逍遥者

“让所有男女都平等。我将此视为我们政治理论的主旨。”

针对沉迷于等级和特权的右翼人士的这一反驳，来自19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的《Phineas Finn》一书中自由奔放的自由主义女主人公格伦科拉夫人(Lady Glencora)之口。它概括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根本错误。

这部小说的激进分子之一约舒亚?蒙克(Joshua Monk)看穿了这点。他说：“平等是一个丑陋的词汇……它让人害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应该是平等，而是“提升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再分配，而是通过自由贸易、义务教育和妇女权利。

此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在英国自1800年开始，或者在意大利自1900年开始，或者在香港自1950年开始，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至100倍之多，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计入钢梁和平板玻璃的质量提高，以及医药和经济学的进展。

相对而言，最穷人群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富人变得更为富有了，这没错。但还有数百万人拥有了暖气、汽车、天花疫苗、室内给排水系统、廉价旅行、妇女权益、儿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营养、更高的身材、寿命延长一倍、子女上学、报纸、投票权、有机会上大学并得到尊重。

人类历史上以往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过，古埃及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我所称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是经济历史的主要事实和发现。

然而，你听到的观点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我们必须让所有男女平等。不，我们不应如此——至少，如果我们想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的话，就不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从道德上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应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最穷人群是否在趋向于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并参与民主？答案是肯定 的。即便在已经富有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穷人的实际收入近年也在增加，而没有停滞——如果正确衡量收入，计入更佳的医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长的受教 育时间，更长的退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商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没错，收入增加的速度慢于上世纪50年代；但那个快速变富的时期是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二战的悲惨挫折之后出现的。

当然，富人如何获得财富的问题在道德上很重要——是通过偷盗还是通过投对了胎（借用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话）？或者来自自愿换取廉价水泥或廉价航空旅行，现在富有的人们知道把这些提供给那些曾经贫穷的人们。我们应当对盗窃行为提起公诉，并 重新引入高额遗产税。但我们不应杀鸡取卵。

在道德上并不重要的是，衡量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不断轮回的历史起落，或者1%的富人中1%的豪富的过分行为，300年前我们或许能在凡尔赛宫看到类似的行为。世界上真正富有的 人还不够多。如果我们收缴全球最为富有的85个人的财产，用其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分给最贫穷的一半人，那么他们的每日购买力仅会增加不到4便士。

例如，国际社会对非洲或中南美的全部外援，抵不过富国取消农业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给这些地区的国家所带来的好处。帮助穷人是有办法的——让“大富裕”继续推进吧，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但慈善或征收财产并非解决之道。

“让所有男女都平等。我将此视为我们政治理论的主旨。”

针对沉迷于等级和特权的右翼人士的这一反驳，来自19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的《Phineas Finn》一书中自由奔放的自由主义女主人公格伦科拉夫人(Lady Glencora)之口。它概括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根本错误。

这部小说的激进分子之一约舒亚?蒙克(Joshua Monk)看穿了这点。他说：“平等是一个丑陋的词汇……它让人害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不应该是平等，而是“提升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通过再分配，而是通过自由贸易、义务教育和妇女权利。

此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在英国自1800年开始，或者在意大利自1900年开始，或者在香港自1950年开始，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至100倍之多，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计入钢梁和平板玻璃的质量提高，以及医药和经济学的进展。

相对而言，最穷人群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富人变得更为富有了，这没错。但还有数百万人拥有了暖气、汽车、天花疫苗、室内给排水系统、廉价旅行、妇女权益、儿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营养、更高的身材、寿命延长一倍、子女上学、报纸、投票权、有机会上大学并得到尊重。

人类历史上以往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希腊或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过，古埃及和中世纪时期的中国也没有出现过。我所称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是经济历史的主要事实和发现。

然而，你听到的观点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我们必须让所有男女平等。不，我们不应如此——至少，如果我们想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的话，就不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从道德上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应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最穷人群是否在趋向于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并参与民主？答案是肯定 的。即便在已经富有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穷人的实际收入近年也在增加，而没有停滞——如果正确衡量收入，计入更佳的医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长的受教 育时间，更长的退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商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没错，收入增加的速度慢于上世纪50年代；但那个快速变富的时期是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二战的悲惨挫折之后出现的。

当然，富人如何获得财富的问题在道德上很重要——是通过偷盗还是通过投对了胎（借用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话）？或者来自自愿换取廉价水泥或廉价航空旅行，现在富有的人们知道把这些提供给那些曾经贫穷的人们。我们应当对盗窃行为提起公诉，并 重新引入高额遗产税。但我们不应杀鸡取卵。

在道德上并不重要的是，衡量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不断轮回的历史起落，或者1%的富人中1%的豪富的过分行为，300年前我们或许能在凡尔赛宫看到类似的行为。世界上真正富有的 人还不够多。如果我们收缴全球最为富有的85个人的财产，用其成立一个基金，每年分给最贫穷的一半人，那么他们的每日购买力仅会增加不到4便士。

例如，国际社会对非洲或中南美的全部外援，抵不过富国取消农业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给这些地区的国家所带来的好处。帮助穷人是有办法的——让“大富裕”继续推进吧，就像在中国和印度那样——但慈善或征收财产并非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