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根本在于反特权

逍遥者

8月20日，中共举办高规格座谈会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习近平以近万字篇幅的讲话回顾肯定了邓小平的卓越功勋，并在中国改革新程起跑之际寄语全党。此文可以看作习近平作为继邓小平之后开创第二个新时代的宣言。全文看点很多，但联系目前反腐形势，值得大家尤其注意的是：在讲话中，习近平特别指出:“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此话看似寻常，却指明了当今腐败的根源以及下一步反腐的目标——这就是特权。

事实上，今天中国的腐败根子都可以找到特权那里：当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时，就会滋生腐败。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反腐败必须先反特权。反腐败就是要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一个人如果没有特权就不可能产生腐败，有了特权，就会滋生特权思想，就极有可能产生腐败。腐败在一般情况下是个别人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绝不是政府或组织行为。所说的腐败现象是不被党纪国法保护的，属于偷偷摸摸的个体行为。18大以后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反特权”上。因为时下的特权现象可比腐败严重多了，厉害多了，其危害也大多了。因为特权可以说是政府行为，是组织行为，是权力机构的行为，很多的现象是被党纪国法认可的，一句话，特权就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行为。也因此，习近平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专门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用制度来规范权力运行，从而彻底根除了特权现象的存在，消除特权思想的存在的。如此，腐败失去其生长土壤，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在今天，特权的表现比比皆是。比如，在教育上，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在不同程度地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形成基于部门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因此一些教育部门在民校的办校门槛上，在各种升学考试的制度设置上，在中小学大学的入学上，都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权力寻租，使得原本是为了公平公正而开办的教育，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也因此使得教育改革几乎难以推进，教育问题越来越多，老百姓意见也越来越大。又比如事业单位高薪制：进入体制内就得拿高薪，当了官就要高待遇，高补贴。这不就是明显的薪酬特权吗？再比如退休双轨制。特权人物工作的时候是这样高人一等，待到退休以后，仍然要享受着高于国民的待遇。他们不交养老保险，却要拿着高于普通工人几倍的退休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从生到死的特权待遇。如此这般，谈什么科学发展，谈什么按劳取酬，谈什么和谐社会，谈什么公平正义？这样的特权不尽快纠正，工资再翻番谁的心里能够平衡？工资翻番敌得过物价翻番？敌得过体制内的工资翻番吗？还有强征强拆。这样的“特权”同样是公权的滥用。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合理合法的。可以拿出千万条理由与平头百姓争利。说什么“违法了市容管理法呀”，“聚众闹事呀”，扰乱社会治安呀等等，一概都要打着“执法”的大旗，实际上是在“拉大旗作虎皮”，糊弄或愚弄目不识丁的老百姓而已。物权法是国家的大法，公民的合法财产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机关难道比国家的宪法还大？行政的执法组织有什么权利“强拆”？有什么理由“强征”？有什么理由剥夺公民的合法物权？此外，人人诟病的三公消费。这是尽人皆知的特权。拿着高薪水，高待遇，高补贴，还要照样白吃白喝，挥霍无度，挥金如土，这些都可以用工作之名，可以名正言顺的慷国家之慨，某个己之私。公车可以私用，公款报销可以打白条，游山玩水可以百姓买单。监督机构不少，监察的人员不少，政策法规定的也不少，据说10年里，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光反腐倡廉方面的文件就下了616个之多。监察局，反贪局外挂“预防腐败局”，哪个局都是三公消费的主体，哪个官员都是毫无例外地“受益者”。只有纳税人甘做流血流汗的“冤大头”。这样的“特权”不彻底清除，高调唱的再高，赞歌唱的再好，谁能买账，谁能相信呢！

除了这些显性的特权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隐形性特权，也就是公共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基于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在法定利益之外隐蔽地享受特殊利益和权利，而难以被监督的现象。诸如动用财政向干部派发健身贵宾卡、领导低价内部购房、领导干部女儿冒名上大学以及干部出国考察特权车牌号等等，都属于隐性特权范畴。这些特权危害甚多，最主要的危害是直接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而无论是将公共权力视为其个人私产，一旦登堂入室，就要处处特立独行，才显得有“面子”、显“身份”。很多地方公务活动动辄警车开道，以及在并非执行公务时滥用警灯警笛，就反映了这种“摆谱”心态。

  除了官员外，也还有不少名人享有特权。比如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张艺谋超生案。人们之所以追着“张艺谋超生”事件不放，表面上是和张艺谋过不去，实质上却是人们在努力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与特权过不去。从形式公平上，超生就要受罚，张艺谋不应该例外；从实质公平上，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超生，都是要掉饭碗的，但这些明星就不一样，演戏的，依然有舞台，拍片的，依然有市场，是人大代表的依然当着人大代表，是政协委员的依然做着政协委员……一般来说，哪里有特权哪里就有腐败，期待通过纠结名人的特权来挖出政府的违法违规并追究责任，以捍卫清廉、尽职的政府公共治理，这是人们追着“张艺谋超生”事件不放的另一个原因。众所周知从孩子准生证、上户口到上学的“艰难历程”，张艺谋究竟是怎样“一路绿灯”过来的呢？这一路绿灯，又有多少的违纪违规？在媒体曝光之前，当地传闻已久，政府无动于衷是否存在失职呢？整个事件，除了要接受罚款的张艺谋之外，难道没有任何人需要承担责任吗？“张艺谋超生”事件已大大损害了社会公信和政府形象，但公众纠结的本就不是张艺谋一个人，而是这一种现象何时才会有一个终结。当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以，人们对张艺谋的追究实际上是对特权的憎恨与对公平公正社会的期盼。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进步过程，就是特权给逐步限制的过程。十八世纪北美大地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独立战争，一个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1789年，美国人抛弃了祖籍国的君主立宪制，彻底取缔王室贵族，实行民主选举国家元首的总统制。我们说，这种社会制度较君主立宪制更文明，更进步，因为美国社会不再存在男王、女王及王室贵族了。 可是，初时的美国只有富有的白种男人享有选举权，有色人和白种妇女都没有选举权。之后，美国取消富有白种男人这种独享的特权，允许一切白种男人都享有选举权。我们说，这是美国的文明与进步。 南北战争后，美国取消白种男人独享的特权，赋予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美国男性公民以选举权。我们说，这是美国更大的文明与进步。 1920年，美国取消男性公民独享的选举权，规定美国公民在选举权问题上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我们说，美国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这也正是美国能超越一切强国，成为世界上无一能敌的超级大国的根本原因。

反特权的关键就在于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演变为特权，必须依照法律制度规定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反特权、反腐败的核心是管住权力。为此，必须使所有的权力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为权力设置边界，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使任何权力都成为有限的、有效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在既定的范围和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的越轨和异化。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为此，必须保障宪法关于公民自由、平等及各项权利不受侵犯，这样既能够限制权力的膨胀，也为正确行使权力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三是以舆论制约权力。舆论制约权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一些发达国家制约官员滥用权力的一个法宝，就是新闻媒体。对权力进行科学规范和有效制约，是预防特权的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腐败的根源是特权，而对特权最有效的制约方式是：权力制约，民意制约与舆论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