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河南三门峡市委书记的连子恒被“双规”。这位正厅级干部离开三门峡前后,当地曾被查出大规模买官卖官窝案。两位退休处级干部证实,义马市副市长聂卫东曾在饭局上公开宣称,“没想到一个副市长还是挺便宜的。我准备了200多万,结果只花了100万就把事情办成了。”(8月30《经济观察报》)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以清朝为例,国库空了,皇帝就要卖官。卖官的钱,理论上都交到了吏部,最后归到国库。但历朝历代,人们是看不起这些捐官的,总觉得捐官通过买卖上任后,肯定要连本带利一起捞回。买官卖官的的风气之所以久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些地方,官位炙手可热,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花50万买个县长,顶多不过两三年,不但能顺利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何乐而不为?对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古人有非常精到的描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在一些贪官心目中,“官”,是一种独有的特殊商品。卖官者的好处一方面是买官者所送的金钱、实物等贿赂,一旦交易成功,买官者少不了再要感谢卖官者的“知遇之恩”,而且可能以后还有定期的“纳贡”;另一方面是通过买官卖官,卖官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亲信,形成官官相护的黑色网络,这就更便于以后进行腐败活动。卖官者甚至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培养腐败交易的“贿赂源”。买官卖官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手交钱,一手给帽。掌控任免决定权的腐败官员并不都是“主动出击”和“刀刀见血”,他们更善于倚权蹲守,稳坐钓鱼台,坐等买官的票子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要说起如何买官?原易城县武保安书记卖官的方法堪称经典。该书记上任伊始,第一步就是大造调整干部的舆论,挑动大家的欲望。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而且声称是“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如此一来,原来没有想法的人有了想法,原来有小想法的人有了大想法。干部们都想着如何抓机遇、争位子、要头衔,价码成为干部议论的焦点。每一个希望被调整的人,各种信息在交流、碰撞中迅速传播,时过不久,为送钱买官明码标价,政协委员5万,人大代表10万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了。 接下来,为了提高官位的价格,武保安到各乡镇找干部谈话,武书记的谈话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符合调整条件、有想法的干部,而且包括不符合条件或者根本没有调整想法的人员。武保安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而且态度逐渐变得暧昧,抛出一些诸如“这个岗位竞争很厉害,你再考虑考虑其它单位”、“你的实力不行,调整好有困难”、“你多说几个单位,我给你考虑着呢”、“不能光想着吃肉,还要啃骨头”等话语。对找上门来的干部,武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大盘子还没定,等定下来再说吧”、“年前不动了,节后再说吧”等之类的话语。最终用儿子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每一个官位都收到了最高的“卖官价”。 某纪委书记曾对河南作家郭一平说: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份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了! 但凡买官者,大多在上任后,或多或少都难免有卖官行为。这个道理其实跟经商差不多,在哪方面投入了成本,自然就得在哪方面营利。熟悉官场的人说潜规则是:“不跑不送,停职留用;只跑不送,原职不动;既跑又送,破格提升”。这些“原则”让卖官者不遗余力,买官者趋之若鹜。 在一些地方,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把手,往往对其属下的权力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命运,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程度、群众的评价结论来体现,而是通过上级领导的“个人想法”来定夺。这个时候,只要下属明白领导的“想法”,并投其所好,一些领导便会绕过正常的升迁程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买官者获得升迁的目的。这其实也是买官卖官现象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曾经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联是“以钱开路”。如果说这是对买官卖官的一句绝好讽刺,不如说是对贪赃枉法行为的真实写照。买官卖官讲的是一个“钱”字,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问题,只要舍得花钱,钱花得到位,就能买到称心的“官职”。但官场不是商场,公权不能买卖,这本是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逻辑起点。 中国历朝历代衰落都有个明显的政治标志,那就是卖官。秦朝“缴粟千石,拜爵一级”,不出“二世”即亡;东汉卖爵授实官,以致“天下贿成,人受其敝”,引发三国之乱;宋徽宗时期,“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致使宋朝愈加难以支撑,偏安一隅的美梦也未能持久;明朝中后期,“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朱氏王朝自此残喘不过八十年。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买官卖官若不根除,终将导致政亡人息。(文/风青杨 微信号:风青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