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为何大面积塌陷？

逍遥者

近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山西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山西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已达8位，成为被调查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其中有5位是省委常委，一届省委常委会超过三成成员被查，用“山西塌陷”来形象毫不为过。

惊心之余读了8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山西政商的灰色朋友圈》，就释怀了。这篇报道不能说全面深入地揭示了“山西塌陷”的原因，但还是让人看到山西存在这样一种政商关系：官员往上爬要靠金钱开路，拿钱买官，商人为官员当金主，出钱为其铺路架桥，官员爬上去后，再用权力来回报金主，将政府掌握的煤炭等资源及政策“奉送”给商人。用当地一名企业家的话说，“当官的要往上爬，没钱行不通，主要就是靠和老板们拿，老板的钱也不是白拿的啊，谁也不可能把钱白给你啊，除非你们以前就是好关系，但这好关系又有几个是君子之交，还不就是权钱交易。如果你拿着老板的钱上去了，之后能不为他办事？到时候要想公事公办，怎么可能？已经绑在一起了。”比如，在吕梁市当地，人们说起某家企业时，直接就以某某领导的企业称呼。

政商因权钱交易，成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迁出一大批官员，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这么具体。”官员在结识培养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煤老板的同时，也在自掘坟墓，将自己埋进去。

表面上看，这些官员落马是因与企业家搞权钱交易，实则与买官卖官密不可分，往往在选拔任用干部、尤其是换届选举的过程中，表面上看似公平、公正、公开，实际上，公平要靠金钱来维持，公正要靠领导来主持，公开则是私下心知肚明的交易。一些官员为了竞争到一顶好的乌纱帽，哪怕家底并不厚实，也要倾尽全力，将家财、历年收受的礼金、借款以及商人老板的“授助”，作孤注一掷的“政治投资”。

网上传说，在吕梁市，一顶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乌纱帽”价值千万元并非空穴来风，“在当地官场已是公开的秘密，具体价位则视官位不同而定。”投资成本如此之高，一旦成功，必然加倍敛财，加倍回报商人老板的“援助”，加倍地搞“若要富，动干部”。

这是一个拉人下水的游戏，除非自己能出淤泥而不染，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否则一定会“逼良为娼”，走向贪腐之路，没有几个官员扛得住，扛得住的官员最终会被排挤出局，他们的命运似乎只有下水和滚开两途。

相对于政商之间的权钱交易，政治内部的权钱交易更为可怕，它是“华山一条路”，它直接驱动投资收益计算，它烂在根子，它是死水里扔下的一粒石子，泛起层层腐败的涟漪和恶臭的习俗。

山西堪称这个拉人下水游戏的样本，据公开报道，近年山西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官员不在少数，如早在2005年，山西省原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大肆卖官，两天进账百万；同年，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也是大搞卖官，成为山西第一个落马的省级高官；2011年，太原市长张兵生疑因换届选举时拉票被免；在此轮反腐中落马的原吕梁市长丁雪峰，曾向当地多个企业实际控制人筹集资金运作吕梁市长一职。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山西这些年来不是没有意识到买官卖官之烈，也不是不想治理，至少是做样子想治理。2006年，山西出台20个“不准 ”的规定，其中包括不准利用换届之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不准拿原则作交易，搞封官许愿，收受或索取贿赂；不准在推荐和选举工作中以各种形式拉关系，打招呼，搞串联，拉选票等。2011年2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买官卖官”，山西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文件精神，表示要严禁买官卖官，严禁跑官要官，严禁违规用人。2014年8月初，在中央巡视组入驻山西的情况下，山西表示要对“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档案造假、违规提拔等问题细化具体整治办法，落实好“跑官要官”行为登记制度。

然而，就在这一路治理的过程中，官员仍一路买官卖官，不曾停歇。治理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不难理解，因为治理买官卖官者，可能正是卖家，治理等于取缔交易，自断财路，这得有多大的政治良知才可以痛下辣手，对自己狠一点？稍微自私一点，心理稍微侥幸一点，就只能做点表面文章，哄骗上面和民众，将旧游戏断续玩下去。直到习近平上台后，痛下决心反腐，才终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面积“塌陷”。只是，拉人下水的游戏不改，还会有人被拉下水的，习式治国能不能从治标走向治本，改变游戏规则，某种意义上说，不独是国家社会的福音，也是官员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