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除谈何幸福？

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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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3-22 作者： 浏览: 245次


　     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一席话，令人动容。温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人所共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其间之所以不断的暴发农民起义与造反运动，最终导致朝代更替。各个历史时期虽然有错宗复杂的原因，但腐败往往是最重要原因。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治安、收入等方面，其彼此之间不和谐，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员的腐败。

    腐败不清除,建立和谐社会谈何容易?!正好有句话套用在这里有点意思：想象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反对腐败从1992年在十四大上修订的党章中，第一次载明“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增写了有关遵守党的纪律的条文，表明了从严治党的坚定意志。党员义务条文（第一章第三条）中，则以“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取代原来党章中的一般表述“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

    反腐斗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期间使用了包括“办班学习”、“高薪养廉”、“一百副棺材”、“严打”、“纪委垂直领导”、“巡视员制度”、包括增设反贪局和预防腐败局等部门、还有新兴的“网络反腐”等等“十八般武器，确实有力地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该杀头的绝不手软，该坐牢的也毫不含糊。无法回避的是，腐败案件非但没有减少，相反的是腐败分子呈几何级增长的局面。时至今日，在民间老百姓的眼里，神州遍地是贪官。客观地说，目前的腐败程度虽然不像民间说的那么严重，但也绝对不是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轻描淡写的喜人景象。事实上，官员的腐败已经由过去“单兵作战”的偷偷摸摸到今天的“联合协同”的集体腐败，腐败已经被公认为潜规则。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朱总理面对洪水冲毁大堤，痛斥这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 ；面对无休止的矿难李毅中怒斥贪官污吏，“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还有温总理当年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等等，那一件事情不是与腐败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最近，央视315晚会将双汇瘦肉精事件播出，再次将商家的丑恶与政府监管的罪恶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我想只要彻查到底，又是一起“拔出萝卜带出屎”腐败新闻。食品安全事件可谓频繁发生，而影响最为恶劣的当属“三鹿”毒奶粉。按理说，有了“三鹿”之鉴，应当带来沉痛教训。恰恰相反“胶面皮”、“皮革奶”、“镉大米”、“人造鸡蛋”、“地沟油”……这其中，既有商家的良心缺失，更有监管体系的形同虚设。监管体系的虚设，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监管官员的腐败，因为他们长期充当问题食品的“保护伞”。如果将三聚氰胺，瘦肉精们扼杀在摇篮中，还消费者一个没有毒奶粉，地沟油的生活环境，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才会提升。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没有权力的普通老百姓，都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谁敢说他们不是将就着过日子？而贪官污吏却腰缠万贯。他们生活花天酒地，赌场一掷万金，身边“二奶”成群，名车代步，盖洋楼，买别墅，子女出国留学，喝顶级洋酒，抽“天价”名烟等等。真可谓要什么有什么。这种凭权力腐败造成的天壤之别，必然使老百姓忿忿不平，进而怨恨社会不公。腐败不断的社会，是失衡的社会，一切基于公平、公正理想的制度与措施，因腐败利益集团或群体的反对和抵制，而难以实现。破坏了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动摇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当腐败远远超越老百姓所能忍受的底线时，试想，谁能保证“官逼民反”、“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这些古老的故事不会重演？温总理的“当前腐败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只有解决了腐败问题，才能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房价一路高歌猛进，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难度越来越大，房价已经从一个市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刚刚曝光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为等14个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揽工程、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收受上述人员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6亿之多。这个本来被诸多人看好的大才子最终却成为了一个钱多、房多、女人多的“许三多”。房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官员贪腐、官商勾结的重灾区。在震惊于许迈永涉案金额之大的同时，许多与其有交往的人士都为他惋惜，甚至有人认为许不过是个“替罪羊”而已。

    不必讳言，21世纪的中国这十年影响最大的事件应该首推的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圈地运动的目的何在？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敛财的需要，刚开始多数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主要目的可能还是为了官员政绩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当政府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惨烈了，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300%的事了，中国特权阶层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掠夺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运动。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无论是今天的乡级首长，不是一个小小的村主任也可以轻描淡写敛财千万甚至上亿，开发商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暴富的目标，不能不让我们感慨土地财政的魔力，不能不让我们担忧官商勾结带给社会的更多问题。中国目前70%的上访者是圈地运动造成的。其中有多少冤魂死在上访的路上，有多少普通百姓因圈地家破人亡，有多少因圈地被腐败分子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有多少因圈地含恨自焚等等，这么多的“多少”，他们都是合法的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被满嘴仁义道德的腐败分子称为“钉子户”、“上访专业户”，我相信如果这些“钉子户”有枪有子弹，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与腐败分子同归于尽。今天中国暴富集团为获取财富恶劣行径和当年小日本在中国搞“三光政策”实有一拼，他们是这场圈地运动中的真正的“法西斯”。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则笑话：某市召开常委会研究一笔资金是用在改善办学条件，还是改善监狱环境，常委们一时得不成一致意见。最后是列席全议的人大主任发言：我看还是改善监狱环境吧，我们在座的各位这辈子不可能走进学校读书了。此言一出颇有指点迷津作用，常委们难得一致赞成这笔资金用来改善监狱环境。尽管是个笑料，却透着幽默与智慧。2006年湖南郴州系列腐败案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该案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老百姓不再轻易相信台上的领导”。原郴州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接连因受贿等问题落马。人们戏称，“在监狱里可以召开郴州市委常委会了”。郴州市委、市政府的公信力接近崩溃。

    也谈谈人事腐败的问题，有关方面的统计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仅从这个数字看，我国公务员的比例并不大， 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我国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加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这个例子说明，我国除了包括600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吃“皇粮”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政府机构里还有很多很多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甚至比公务员的数量不知要多了几倍。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类：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政府雇佣的形形色色的人员。有人说，我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以上这些人的口袋里去了。有人撰文说，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中国的国民。

    这么多人混进吃财政的大军，你能说这不是腐败吗？有人说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像美国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授意提拔的。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依法的，是不是按程序的。绝不能让一些人借助公共权力胡作非为，去年湖南冷水江市为即将退休官员之子安排职位就是典型的公共权力腐败。

    下面引用强国论坛一位网友的原话：轰然倒台的共和国铁道部长刘志军，犹如新春佳节的一挂鞭炮，刘志军是个“神马”玩意，据报道，刘志军生于湖北鄂州一个破落乡村，其学历实际上只有初中程度。从 19岁做养路工到 50岁成为铁道部一哥，刘志军个人作风腐败，得权后疯狂提拔亲属，胞弟刘志祥曾有「铁路腐败第一人」之称，后因买凶杀人被判死缓。刘志军还是个靠妻提升，共有三段婚姻，有传他还有 18名情妇。正是，每一位贪官的后面，都站着一堆贪钱的女人，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是，“不查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难道这条是中国官场的铁律和宿命？这样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人品又差的人怎么混进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去的呢？试想一个养路工通过人脉关系能成为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他不腐败才不正常。只有腐败符合常理。

    腐败无疑是当前最大危险，也是党和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只有让权力在阳光运作，让干部接受批评与监督成为一种常态，才能让一些人不敢伸手。“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业经历史检验的世人公认的真理。当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时，必然横行无惧为所欲为。试看，腐败官员拼命非法敛财，其手法无孔不入举不胜举。有的贱卖国有资源与国有（集体）资产，从而中饱私囊；有的名为公开招标，实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地里另搞一套权钱交?，“量身订做”。大捞工程“回扣”；有的卖官鬻爵，连学校校长、教师也同样在买卖之列，也都按“质”论价；公、检、法官员贪赃枉法，吃了被告吃原告，谁给的钱多谁有理；公、检、法官员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让其称霸一方，鱼肉百姓，腐败官员则坐地分赃；重庆的文强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腐败是当今令世界各国头痛的“共业”。实事求是地说，党和政府二十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国家而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民众而言，信心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全力反腐，改革制度和体制，培育消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蔓延，无疑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坚定人们对国家的信念。温总理的这番话，既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评判，传递着最高层领导铲除腐败钢铁一般的意志与决心。

    如果是腐败不除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谈公正，谈幸福只能是变相或无意中保护了腐败分子，维系了它们的不光彩的幸福基础，老百姓就要在忍耐中等待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不公正，老百姓只能继续做贪官污吏的牺牲品。在一个处处充满腐败的社会里，老百姓没有幸福可言！腐败不除，民怨不消！物质生活富裕并不等于幸福，在物质基础上顺心顺意才是真正的幸福！（郭国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