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成于法律之前,以强有力手段把控人类自身的行为。人类从野蛮时代走来,当意识到自己可能主宰世界的时候,道德意识逐渐形成,在生死之间,长幼之间,男女之间,生熟之间寻求秩序与规则,进而分辨出良莠,好坏,善恶,优劣,让人类渐渐脱离兽性,增强“人性”。 对自然界知之有限的时候,人类与动物无异,弱肉强食,同类相残。别人的痛苦正是部分人的快乐,否则就不会出现罗马斗兽场的血腥,也不见商纣王的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了。但缘自兽性的人性会本能地发掘善良,他们会育儿养老,扶危济困,继而激发人性,生成道德。 巧合的是,大约2500年前,东西方的思想家几乎同时诞生,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等大批思想家与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哲学家先后在两块相隔万里,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阐述自己影响后世的思想,这思想的内容都是形成道德的营养,从那之后的东西方文明,都离不开自己先贤设计的道德轨道。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核心为“仁”,用道德和礼教治理国家乃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最先提出用理性和思维去寻找普通道德,他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尽管东西方的先贤出发点有不同,但追求人类道德的完善目标一致。 可惜人类在文明前行的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凡礼崩乐坏之际,法家借机鹊起,试图弥补道德的空缺,法的理性与德的感性由于文化的存在难以融合。至少2500年以来,以德治国的成效好好坏坏,完全取决于君王的自律与好恶,而法家永远是一个政治代言人的角色,需要时刻才能登场,救场只为救急,很难挑起大梁,撑住整个局面,让好戏有个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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